中国清末民初的社会状态，或可用政治昏暗，经济萧条，军阀混战，国力衰败、民不聊生来形容。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时期各种思潮风起云涌，活跃异常，也出现了一大批特立独行的社会活动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们复杂且矛盾，甚至有些奇葩味儿。
比如杨度。此公一生跌宕起伏，是典型矛盾面的复合体，但他每一个矛盾面都显得风生水起，精彩纷呈，摇曳生姿。
杨度（1875~1931），字皙子，湖南湘潭人。
1900年庚子之乱后，废八股、推新政呼声日高，清廷被迫举办了经济特科考试。杨度、梁士诒等学子应试，且成绩优异。但满族大臣庆宽在慈禧太后跟前说：“这次考试新旧人物掺杂，梁士诒是梁启超的家人，不得不防”。其实，梁士诒跟梁启超根本就没有关系，仅仅因为一笔写不出两个梁而已字，庆宽属于望文生义故意罗织罪名。慈禧认为兹事体大，责令严查而致考试草草收场，杨度、梁士诒落榜，还传出消息说要将杨度当作维新派余党抓捕。
杨度得悉后，弄了身和服，化装东洋浪人潜往日本。当局虽对人民凶神恶煞，但对外国人却恭敬有加，即便是假洋鬼子也不敢造次。杨度背井离乡流亡日本后，深切感受到清政府政治腐败，国家民族濒临衰亡，故立志拯救国民于水火，并与人共同创办《游学译编》等刊物宣传救国思想。其早期作品《湖南少年歌》，就反映了这种想法。
他还作过一首《黄河歌》，曾被编入中学音乐教材，歌中写道：“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古来圣贤生此河干，独立堤上心思旷然。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饮马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君作铙吹，听歌凯旋。”
在日本留学期间，由于理想信念相近，许多在日本的有志之士经常聚在一起谈论救国之策。孙中山与杨度相谈甚欢，孙中山力邀杨度参加酝酿中的同盟会。但杨度觉得自己与孙中山的想法尚有距离，倒是自己好友黄兴与之相近，故而介绍黄兴与孙中山结识，后来孙中山与黄兴成为亲密战友。黄兴去世后，章太炎评价曰：无公乃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这是后话。
滞留日本的杨度，眼见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力日益强盛，很快跻身世界列强行列。他认为中国要强盛也要走君主立宪，大兴实业的道路。他很希望找个有权威的政界牛人来做皇帝，实行君主立宪，统一国家四分五裂的割据局面；同时将自己两个儿子送到德国学习技术，希望他们学成后为国家繁荣富强直接出力。
杨度环视彼时中国政坛，认为只有袁世凯堪当此大任，因而力促袁世凯复辟称帝。杨度不遗余力为复辟造势，并成立了保皇组织“筹安会”，他是其中的急先锋。然而，“君主立宪”在中国显然是逆潮流而动，袁世凯当了八十三天皇帝就给人骂死了。其后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勾结，搞得中国战火频仍，怨声载道。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工农，镇压新生共产党人。
杨度救国救民的梦想就此破灭，觉得前途一片迷茫，人也变得颓废，开始研究起佛经来了，自称“虎头禅师”，著有《虎头禅师诗集》。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杨度开始与中共地下党员接触，初步涉猎了共产主义学说，对救国救民有了新的认识。随着接触越多越深入，杨度对共产主义理论已深信不疑，认为自己在迷失的大海黑夜中见到了熠熠生辉的灯塔。在一片白色恐怖下1929年，经周恩来介绍，杨度毅然决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经历丰富，身份特殊，杨度成了一名发挥特殊作用的中共地下党员。有天他在民初著名外交家汪大燮家赴宴，得悉在荷兰公使建议下，各列强已与北洋军阀张作霖系达成协议，由北洋军阀军警进入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抓捕被苏联公使保护的中共共产党人。杨度及时通知联系人胡省三，许多共产党人得以转移，只有领导人李大钊由于忙于安排其他同志转移，自己却失去了转移机会，最终被杀害。
此后，杨度变卖家产全部交了党费，举家南迁到上海定居，以杜月笙幕僚身份掩护，继续为共产党工作。在经济上入不敷出时，还须卖字补贴家用。当时中共地下刊物《红旗》刊头就是杨度题写的。
杨度严守秘密，从未暴露自己共产党员身份，只在临终前叮嘱儿女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反对中国共产党”。杨度逝世后中共中央秘密送了花圈，家人仅认为与中共有联系，也没想到杨度是共产党员。
解放后，章士钊对杨度家人说起，自己从前在解放区会见毛泽东谈及湖南近代知名人士时，毛泽东曾说“杨度也是我们的人啊！”
评价杨度是困难的，有人称之为“民国第一罪人”，有人评价他是忧国忧民，以民族振兴为己任的革命先驱……也许都有道理，而且理由充分。如果将他的活动结合时代背景的话，就会觉得杨度一生大体是积极进步，与时俱进的，而且其作派有点儿眼熟——魏晋风度，名士脾气。其所作所为皆满腔热忱，不做伪，不委蛇，真性情，赤子情怀。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做或不做什么几乎很少从自身角度去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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