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专题阅读：谈《红楼梦》里几个陪衬人物的安排吴组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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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红楼梦》里几个陪衬人物的安排

吴组缃

写小说，在有了内容之后，下笔之前，得先布局。象画画，先勾个底子，象造房子，先打个蓝图，这时候，首先面临的就是人物的安排问题。

比如，把哪些人物摆在主要的、中心的地位，把哪些人物摆在次要的、从属的地位，怎样裁度增减去留、调配先后重轻，使能鲜明而又深厚地显示内在的特征和意义，从而充分地有力地并且引人入胜地表达出内容思想来：凡是这些，都应该按照题材和主题的具体情况，从全局着眼，作一番精打细算。

人物安排得不对，尽有高明的意思，等到表达出来，会走了样子，或违背了本意，人物安排得不好，尽有高明的描写本领，写了出来，动人的力量会受到削弱，甚至可以弄巧成拙，收得相反的效果。所以这是有关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重要问题——它是个艺术技巧问题，可又跟作者的思想观点，跟作者对于生活的体验和认识能力紧密地连结着。

关于人物的安排，我想不会有什么一定的标准。看许多大作家的著名作品，事实上也是各有手段，各有匠心。据我的体会，《红楼梦》里安排人物，非常讲究。但是作品人物太多，内容太复杂，一时说不尽，说不清，也难说得没有错误。下面主要只举几个外围陪衬人物的例子，约略谈点苗头，希望引起读者的兴趣，慢慢求得比较确当的理解。

曹雪芹对于他要写的关于贾宝玉和林黛玉、薛宝钗的恋爱与婚姻的悲剧，我以为他是这样认识的：即这个恋爱婚姻的悲剧，一方面植根在当事人的思想性格里面，一方面植根在那个步步趋向崩溃的生活环境里面，这环境非常广阔，以一家为主，延及整个统治阶级社会。同时，当事人的思想性格也是在这个社会生活环境和各人具体的境遇教养里面形成的。作者就要写出这个悲剧发生和发展的复杂细致的现实内容，要写出造成这个悲剧的全面的深刻的社会根源。

因此，《红楼梦》里把贾宝玉和林黛玉，薛宝钗安排做全书的中心人物；围绕着这三个中心人物，安排了为数可惊——男女各有二百多个的有关人物，以展示那极其广阔的生活环境，从多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的矛盾斗争里，从无比地错综着的人与人的关系上，来充分地描写人物性格和悲剧事件。

对贾、林、薛这三个中心人物，作者不是平列地安排的。象我们所知道的，贾宝玉当然是三个中心人物里面的主要人物。因为书里要写的正是他和林的恋爱悲剧，正是他和薛的婚姻悲剧：林和薛都是拿他做中心的。因此，书里其他的众多人物，虽然也构成林和薛的生活环境，它主要还是围绕着贾宝王，拿贾宝玉做中心而展开的。

林和薛两人，也不是摆在完全对等的地位。书里的描写，是侧重林，即侧重贾的恋爱问题，而把跟薛的关系摆在略次的地位。这不止因为贾和林生活上亲密些，还因为，书里—面批判、揭露封建统治势力，一面歌颂被压迫摧残的新生事物，作者掌握两相对立的矛盾有分明的爱憎和倾向，觉得侧重描写正面，更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这对于抨击反面也更显得有力。在对环境里全部人物的安排上，这一精神也是一贯的、相通的。这就使作品的主题显出更多的积极意义和更大的激动人心的力量。

书里的描写，是先把有关全部主题思想的问题略作布置以后，先把主人公贾宝玉的家庭作了大概的介绍以后，接着就在第三回写林黛玉进京到贾家；作者有心安排在两个悲剧主人公见面的场合，写贾宝玉的出场，而不肯在林进贾府的以前，单独地描写主人公的出面和活动。不仅这样，而且紧跟着就在第四回写薛家进京，把悲剧事件的另一中心人物薛宝钗也送进了贾府，尽快地让当事的三个人聚集到一处去。这就为书里中心事件的展开作好了准备，也就是安排着要把三个人的恋爱婚姻的纠葛同时在读者面前端出来。第八回《比通灵金莺微露意，探宝钗黛玉半含酸》（“脂本”回目）正是这样写的。而不肯把悲剧的开端，零星断续地分散开来写。

以上说的这种安排，使得场面非常集中，使得描写非常精彩，使得主题非常显豁，使得结构非常紧凑。这实在是很高明、很漂亮的。

但是书里一开始并不是写贾、林、薛，三个中心人物，而是写的甄士隐和贾雨村。我们知道，开篇象什么“遗石”，“还泪”的那些神话，都是为了说明贾宝玉、林黛玉的性格和关系的“前因”而写的。从神话写到现实，就安排了甄士隐，让他联系那个超现实的世界和现实世界。同时又写了贾雨村，让他一头连系甄士隐，一头分别连系贾、林、薛三个方面。所以，甄士隐和贾雨村在开头是笼罩全书的主题思想，为准备开展悲剧故事而安排的两个人物。先说贾雨村。作者安排他，有许多的用处，有多方面的意义，以后还要谈到，但在开头，除了连系甄士隐而外，重要的一点，是为了布置贾、林、薛三个中心人物的会合。这个穷书生原住在葫芦庙里，受了甄士隐的帮助，进京考上进士，升了县官。不上一年，却被革职。由此作了巡盐御史林如海家里的西席，这时恰好接到起复旧员的消息。林如海荐他找贾政谋官，同时让他带女儿林黛玉到外婆家去。这样，贾、林两个人就见面了。紧接着，写贾雨村因为贾政的帮助，题奏复职，选授了金陵应天府。一到任，就审理薛蟠为了买丫头，倚财仗势打死人命的案子，于是薛家进京，薛宝钗也随母亲和哥哥住进贾家。这样，贾、林、薛三个人都会到一处了。

这里作者在“派”贾雨村先后“送”林、薛两个人进府和主人公会合的过程当中，还就手分别介绍了贾、林、薛三家的家世和境况，这对于介绍中心人物，开展悲剧故事是不可少的。

我们单从使书里三个中心人物会合这一点看作者对于贾雨村的安排，就可以看出作者的手法之精练和巧妙。所有这些，都概括了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看来却无不出于生活的真实，丝毫不叫我们觉得牵强和斧凿，好象事情本来就是这样，作者并没有费什么心思。

至于甄士隐，他连系神话世界跟癞僧跛道的关系，显然是出于作者虚无主义和宿命论的思想。甄士隐还有和现实世界连系的一方面。他和贾雨村的关系有许多的意义。例如，这甄贾二士，—沉一升，一好一坏，一热中一恬淡，一出世一入世：互相对照着，这跟特意配成对的甄贾二宝玉又两相映衬着。因而甄士隐和贾雨村这两个正反面典型也确有映照主人公贾宝玉的性格，暗示贾宝玉未来出路和下场的意义，另外，甄士隐和贾雨村相配还有作为结束全书的线索的作用（续书正是这么写的）。这种种安排，我们今日看来，认为有的很好，有的未必好，有的不对头。但这些不对不好的地方首先并不是安排本身的问题，而是作者的世界观有毛病，而且又离开了生活现实，架空地搞起来。

但甄士隐这个人物还有更为重要的作用。他和贾雨村之间另有一种关系，即后来因为封肃、娇杏、英莲和葫芦僧等而产生的许多间接关系。英莲，即后来的香菱，是甄士隐之女。上面说过，为了争买她作婢妾而起的人命官司，正落在贾雨村手里审理，由此使得薛家安然进京，薛宝钗和贾、林相会，同时，从前那个葫芦庙的小和尚，作了应天府衙的门子，他把关于“护官符”、被卖的这丫头的来历以及亏心枉法断案子的主意，一一指教给贾雨村，贾雨村照办了，却又寻个不是，把他远远充发出去。关于香菱，除了这里说的作用，后来她成为书里一个重要人物（所谓“副钗”之首），那典型意义当然更有不同。但其中要紧的一点，是她有映衬林黛玉、暗示林黛玉的身世境遇和实际社会地位的意义，因为除去林有个外婆，作为飘零的—孤女，她俩实在没有不同。

把以上这些总起来看：甄士隐父女，葫芦僧和贾雨村的关系，贾雨村和贾、林、薛各豪门的关系，那本身又自成一个广阔的社会关系；这对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吏治作了高度的集中概括，揭露与批判的惊人地深刻，和书里的核心内容都是息息相通、处处相关的。这种安排，表现了作者对社会生活丰富的经验阅历，寄托了作者自己深厚的感慨与愤懑。

我们还可以看看第二回出现的冷子兴这个人物。

在第一回作了有关全书主旨和中心故事的布置之后，就是在展开贾家的生活活动以前，作者在第二回里安排了冷子兴这个人物；通过他和贾雨村在村野小酒店里的一次谈话，扼要地介绍了贾家的家世、现状和书里重要人物的关系。在具体描写之先，这样的概略介绍是必要的，正如我们参观某处，先得有个总的说明。我们常见的一般办法，这多是由作者用第三身口吻作概述，而不特意安排人物用对话的场面来作介绍，尽可能少写这样的人物和场面，总是要好些的。但是小说里安排人物和场面，正如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建设讲节约一样，当省可省者省，是节约，必要的。否则，对工作无益有害。我们知道文艺还有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要有内容丰富的生动的形象。概念的叙述，容易流于干瘪平板，难给读者不忘的印象。拿《红楼梦》这样一部内容复杂，结构宏大的作品说，用人物对话，对贾家家势和重要人物各方面作一个总的介绍，以求取更佳的艺术效果，那是十分必要的。试看第二回贾冷两个人反复问答，夹叙夹议表现出来的那些内容，体会那些内容对于全书具体描写所具有的意义，就知道若用第三身概述，实无法能够符合要求。

但是我们也不能为了收得较好的艺术效果而滥用人物，滥写场面。那会产生很大的流弊，比如使得结构臃肿，头绪繁多，甚至喧宾夺主、层次紊乱。这样的安排，就造成失败。我们曾经见过不少这样的作品，《红楼梦》作者不会蹈这种覆辙。请看书里写林黛玉的家庭，写薛宝钗的家庭，写李纨、秦可卿、夏金桂的家庭就都是用的概述之笔，而不特用人物专写场面，象对贾家一样。我们再注意一下书里概写上面说的各家，具体安排在哪里，怎样抓住要点，详略各有分寸，就知道作者下笔的时候都曾经掂斤簸两较量过一番的。

在小酒店和冷子兴谈贾家的是贾雨村。这里我们再补说几句关于贾雨村的安排。作者在开头“派”给贾雨村的主要任务，上面已经谈过，这里又叫他陪冷子兴介绍贾家，这是顺手附带的，作者要充分使用他。而这事正该交他做，因为安排冷子兴来和他谈贾家，可以显示更多的社会意义，产生其他的重要作用。作者以后对贾家生活活动的具体描写里还要继续“借重”他，叫他继续发挥作用，恐怕是要直到结束全书——比如续书最后一回《甄士隐详说太虚情，贾雨村归结红楼梦》为止。他是个贯串全书，在“仕途经济”道路上为主人公贾宝玉的性格和发展始终作映照的一个反面典型。但是到核心内容已经展开的描写里就不再叫他直接出面，而只是间接提他一下，因为他在书里究竟只是个外围次要人物。但所起的作用却非同小可：比如大热天来贾家要见贾宝玉，惹得贾宝玉不高兴，史湘云劝说了几句，被贾宝玉斥为“混账话”，因而有贾、林“诉肺腑”之事（见三十二回），贾赦要买石呆子的扇子，石呆子不肯卖，贾雨村就利用职权讹他拖欠官银，弄得他倾家荡产，终于把扇子抄没了来奉献给贾赦（见四十八回）。（有人以为原作里写贾家被查抄，贾雨村又翻过脸来对贾家下井投石，这种揣测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冷子兴在书里的重要性可不能同贾雨村相比。这里他只有一个任务：陪同贾雨村谈话，介绍贾家。一次出场之后，很难再使用他；否则轻重失当，横枝生节，反倒为害。尽管如此，作者仍然不肯从这一个单一的意义上来安排他。比如，当他和贾雨村的谈话完毕，立刻就写贾雨村得到奏准起复的信，这时就手即写冷子兴献计，叫贾雨村央求林如海转托贾政谋官。这是很现成的。然而作者还不罢休，到第七回忽然从侧面再勾上一笔，把关系点明了，竟另外显示出多立面巨大的意义来。这完全是我们没有料到的。

且看冷子兴是个什么人。他在京里做古董买卖，是贾雨村的老朋友，两个人最相投契。他为什么那样熟悉贾家的事呢？他和贾家有什么关系呢？第二回写他“演说荣国府”的时候，并没交代出来，到了第七回，周瑞家的送走了刘老老，到梨香院薛姨妈住处去找王夫人回话，薛姨妈顺便叫她送宫花给姑娘们和凤姐；就在这送花的当中，周瑞家的正要最后把花送给林黛玉去，走过了穿堂，顶头遇见她的女儿。女儿从婆家来，说是女婿被人放了把邪火，指他来历不明，告到衙门里，要递解还乡，所以找母亲商量，求这里哪一个才可以讨个情分，等等。这样突如其来穿插一段描写，仍然没有说明周瑞家的女婿是谁，好象节外生枝，令人莫名其妙。但是等周瑞家的把送官花的事办完了，作者这才交代：“原来周瑞家的女婿便是雨村的好友冷子兴，近日因卖古董，和人打官司，故叫女人来讨情。”这样简单的一点明，就使这个不重要的人物，产生了重要的作用。这里不止通过冷子兴描写了贾雨村，具体显示出贾雨村没有飞黄腾达时候的社会地位，同时也反过来衬托出贾家的社会地位，从一个角度上具体确切的描写了贾家；而且总起来----这里所写的贾雨村、冷水兴、周瑞家和贾家的关系，又从另一种幅度集中概括地揭露和解剖了当时社会和政治吏治的内幕。这和书里所写的整个社会政治现实环境连结在一起，构成贾、林、薛的在贾家以外的全面大规范的生活环境，这对表现中心人物和中心事件的深刻意义是不言可喻的。

顺带说一下，《红楼梦》里描写环境是从外到里、由远及近的；那围绕着贾家先从外面的社会政治环境写起，以后又从中心随时不断地勾连延伸出去，写这种大环境和贾家国公府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悲剧人物和事件直接间接、有形无形的作用与影响。关于这种大环境的描写，就都是从各种层次不同的外围次要人物的安排来进行的：如戴权、夏太监、北静王、南安太妃、冯紫英、张太医、王太医、马道婆、张道士、静虚、智能、金荣、璜二奶奶、卜世仁、倪二、蒋玉函、柳湘莲、赖尚荣家、花自芳家、晴雯的嫂子家，以至王一帖、二丫头、乌进孝、王狗儿等，上上下下各个阶级阶层的人物构成为典型的全面大环境。

现在还回到关于冷子兴的问题上来。冷子兴之妻，即周瑞家的女儿，只在这里露面一次，这以前和以后，书里再没有提到过。这个女角儿，只为她丈夫完成上面说的任务。因此关于她的出面，只是穿插着顺便写一下，随即带住，丢开。这几笔必须抓着要紧处，写出那实质精神来，那才好充分有力地发挥她的作用。否则这个人物就可以成为赘疣。

请看这段三四百字的插写：她这次到贾家找母亲，是为丈夫受人诬告而吃官司，要递解回籍；她特意来托母亲向贾家讨情。按说，这事对她的生活和情绪应该有严重的影响。可是这个古董铺的老板娘一点不着急、不慌张。她打扮着，神情意绪从容自如；见了母亲，先说了许多不相干的话，事情且搁着不提。还是母亲问她，说：“你今儿来，一定有什么事情。”她才笑道：“你老人家到会猜，一猜就猜着了。”母亲听了她告诉的事，更是不以为意，说：“我就知道。这算什么大事，忙的这么着！”反说女儿“小人儿家没经过什么事，就急的这么个样儿！”说着，便到黛玉房里送花去了。

看这母女俩，真是一种若无其事，有恃无恐的神气。这几笔轻描淡写分量很足，它透进人物内心的底里，将社会形态作了深入的解剖，对这个生活环境作了特征的描写：贾家的地位是何等显赫！贾家的权势是何等炙手可热！所以作者在这个枝节插写里结束道：“周瑞家的仗着主子的势，把这些事也不放在心里，晚上只求求凤姐便完了。”

至于这个小枝节具体插写在这里，我们从送宫花的前后情节场面的关联上看，可以知道它本身还有独特的意义，作者的安排也不是任意的、无心的。百川汇海，涓滴归流，这里约略写了在这个国公府寄居的薛家母女和林家姑娘以后，下面第八回里就要开始描写恋爱婚姻的纠葛了。

有一种打台球（在毡面的台上打一种象牙球）的高手，批出一杆球，击中一个目标，同时碰运了旁边一个或两个球，而后从台沿上反击回来，又连碰一大串，使得满台的球都动；一杆打出去，可以得很高的分数。作者安排冷子兴的这个例子，仿佛有点相似。

再简单谈一谈刘姥姥。

刘姥姥给读者的印象非常突出。作者确是把她安排在一个特殊的地位。

她第一次到贾家打秋丰，是第六回写的。那意义之一，和我们已经谈过的贾雨村、冷子兴等有相同的一面：即要从广阔、全面的社会幅度，要从多方面不同的视角，来显示贾家的地位，衬托这个典型生活环境的各种特征，准备展开人物性格和事件发生发展的矛盾斗争。假如在庐山看庐山，就不能认识它的真面目；唯有先让我们从四面八方的平地上看，并且带引着由远而近，步步登入山里，再仔细看，那才能很好的认识庐山。

在这个意义上，刘姥姥有独特之处：一，她是让我们从最低洼的地方——乡村里一个破落户——来看山的；二，她是带我们一步步登入山里，攀到山的顶峰，而后又周览了全山的；三，若是上述诸人都因为一件特殊的事，比如谋官位、打官司之类，让我们看到了贾家的“贵”（权势与地位），那么刘姥姥是来替难过日子的女婿家打秋丰，通过她所经验的一些日常琐事和生活活动，让我们看到了贾家的“富”（生活享用与势派）。从那种映衬对比所显示的两极端生活的悬殊，留给我们难忘的真切生动的印象；书里的描写正是从这一意义上着力的。

但是刘姥姥不止浮泛地让我们看到了贾家的生活；若只是如此，她不可能那么吸引我们。作者显然深思熟虑选择了她来担任特别的角色。在许多外围人物里面，她占的篇幅最多：“一进荣国府”几乎占了第六回整回，二进贾家占了三十九至四十二大约整三回。在这些笔墨跳跃、色调丰富的画面里，不止一般地呈现了贾家外强中干的豪华生活，重要的是拿她这个乡里人和国公府的人作对照把社会两极端的人物风貌和内心精神作了无比鲜明深刻的描绘。

我们知道，在这个社会环境里，居于特殊重要地位的有两个人：一是贾母，一是凤姐。贾母是国公府的最高权威，凤姐是总揽事务的实际当权者。贾家豪华的生活与势派，主要是在这两个人的主持之下产生的现象。作者安排刘姥姥进来，正要从一个最好的角度、从最尖锐的性格对比里，来揭示贾母和凤姐的思想性格的特性。

这样，抓紧关节，让我们从特征性格来看国公府的生活，我们就可以从实质内容上，而不是从浮面的生活现象上来认识这个典型环境的特征。

刘姥姥一共三次进荣国府，两次是出于原作者的手笔。

第一次，刘姥姥主要是和凤姐见面，两个社会的性格在我们面前对比着：一个那么老实、拙朴、心口如一，一个那么虚骄、拿身份、装模作样。以性格对比为中心的描写里，还显示了贾家的生活势派；妙的是一切都从刘姥姥的心目中、观感上反映的，两相衬托，格外惹眼。

刘姥姥第二次进贾府，和贾母见了面。书里主要地是抓紧了这两个老太太，作了又一次的性格对比，揭示了更加广阔的深入；国公府这个“老祖宗”以利己享乐主义思想为内容的内心世界，暴露在我们眼前，真是肺腑皆见。贾母一贯把别人当做自己享乐装门面的资料。这次留住刘姥姥玩了几天，她就尽量卖富、卖贵、卖福气、卖能干、卖聪明。她得到最好的机会来满足自己的优越感，取得异乎寻常的享受和快乐。凤姐等迎合贾母之意，故意从中作弄取笑；刘姥姥也甘心做丑角，有意无意闹了许多笑话，于是制造出大观园里平日没有见过的狂欢。从这里，国公府外强中干的豪华生活就表现得加倍显著突出起来。

在大观园一片的笑声里，我们也许会替刘姥姥感觉到屈辱和辛酸。但她是心甘情愿的，为了女儿女婿家的生活问题，她无保留的卖出自己的一切。她早就声言要“舍着我这副老脸去碰碰”。她很懂得他们对自己的要求：做取笑资料，说奉承话。她自然都努力满足他们。她认真扮演着丑角，怀着严肃的心情，象在做一件最正经的事。这就是她和国公府老太太内心性格的实质的不同。由于这种性格的尖锐对照，那些具体描写所揭示的社会内容，不言而喻是可惊地丰富和深彻的。

刘姥姥两次进贾家，表现的性格前后不大相同，有明显的发展。而贾家的境况也已经有了变化。这应该关联到中心问题来看。前面说过，她第一次来，贾、林、薛的纠葛还没有展开，作者对她的安排，正是为了准备提出中心纠葛，借她来显示环境的特征。她第二次来，中心纠葛已经发展到成熟的新阶段，而婚事问题渐渐进入矛盾僵持的微妙局面。作者正要搁下对中心问题的正面描写，掉转笔头，用主要篇幅来大写那个急转直下、趋向崩溃的现实形势；因为婚事的定夺、悲剧的造成，那最后的力量，并非任何个人的意志，而是国公府里环境形势的恶性发展。作者在这里安排刘姥姥再度进来，好象叫她做以下四十回大规模环境描写的报幕人。从那次狂欢高潮以后，这个封建统治阶级社会各种致命的病症都渐渐转为表面化——帷幕慢慢揭开了。

续书里还写了刘姥姥第三次到贾家，这时悲剧已到尾声，贾家败局已成。她把巧姐儿打救了出来。这大致也是揣摩着原作者的意思安排的。

当然，借着刘姥姥，决不止写了凤姐和贾母；通过她，还写了贾宝玉，写了平儿和鸳鸯、李纨和妙玉，写了所有比较重要的人物，这里也不一一谈到了。

早前两年，有些研究者曾经讨论过刘姥姥是不是劳动人民的问题。这样的讨论所以没有必要，我以为首先是因为忽略了《红楼梦》是个有机的整体；原作者安排人物，都从整体着眼，摆在某一地位，赋予它必要的作用和意义。我们的评论，也应该从作品的整体、从全部关联上看它所摆的地位、所显示的意义和所起的作用，那才有意思。反之，说句笑话，比如我们若把人的鼻子从脸上抠下来，单独拿到手里，讨论这是不是个好鼻子，应不应该在上面戴副近视眼镜等等；这样的讨论自然没什么道理。

上面谈的都是几个外围的陪衬人物。作者安排他们，主要是为了饱满深刻地表达中心内容、为了艺术结构的严密和完整，同时又和中心内容血肉连结着，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体；决不能看做可有可无的外加的部分。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来：人物的安排，本身就是对于现实生活的提炼和概括，作者一点都不能离开现实生活来运用他的匠心，而只有在丰富深厚的现实生活基础上，才可以很好地发挥他的艺术才能。同时，它又必然跟作者对现实生活的认识能力和爱憎感情分不开；人物安排得对不对、好不好、高明不高明，并不单凭技巧的本身，实际是表现了作者对于生活的认识是否全面深刻、感情是否真实切挚。

但是人物的安排还是一种艺术手腕，应该下工夫讲究。正如接受了办筵席的任务，有了丰富的好材料，还必须善于配合调度，才可以掌握火候、烹饪得宜，做出经得起咀嚼品味、味道鲜美淳厚、容易消化吸收的佳肴来。

我们从上面举的几个陪衬人物的例子，可以知道《红楼梦》原作者对于人物的安排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发挥了很高的才能的。虽然原书没有写完，前面八十回里出现的一些陪衬人物，到最后四十回里究竟还要给以怎么样的意义，还要起一些怎么样的作用，我们无法全面确切地得到了解（比如冷子兴这个人物，以后是否还要出面？还要表现一些什么内容？都不能悬揣），尽管是这样，我们还是可以从这里看到原作者在人物安排方面、在艺术技巧方面的一些重要的特色；简单说，这就是根据不同的情况，按照不同的需要，他有多种多样的主意和极尽变化的方法，那总的精神，是使每一个安排都尽量地发挥多方面的作用，显示出丰富的内容和深厚的意义，而彼此又处处关合照应，紧紧围绕着中心集结成为一体。

有正书局本《石头记》有篇戚蓼生的序，开篇说：

吾闻绛树两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黄华二牍，左腕能楷，右腕能草。神乎技矣，吾未之见也。今则两歌而不分乎喉鼻，二牍而无区乎左右，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此万万所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而竟得之石头记一书，嘻，异矣！

又说：“第观其蕴于心而抒于手也，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等等。这说法有些玄虚神秘，叫人很难具体地捉摸。可是有一点却不能抹煞，就是这些话里确实是感觉到原作者表现手法的高明，和我们上面谈的意思有相似的地方。当然，这是概括全书艺术表现的各方面说的，但人物的安排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实这种艺术本领并不神秘，我们从上面简取的例子里，已经可以约略看到一点苗头了。
六月十九日

原载《人民文学》一九五九年八月号。

作者：吴组缃(1908-1994)，原名祖襄，泾县茂林人。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1933年升入清华研究院，专攻中国文学。建国后，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并担任全国文学作者协会委员、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理事、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编委、北京市文联委员、北京市作协副主席、《红楼梦》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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