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中共红色特工 龙潭三杰钱壮飞

中共红色特工 龙潭三杰钱壮飞

钱壮飞（1896-1935）

 特科重要人物顾顺章叛变  钱壮飞急电转移党中央

 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重要负责人被捕，如果他把机密和盘托出，几天后的大上海将是一片腥风血雨……
    中共地下组织“天字号”人物被捕，他不仅供出地下联络站的地址，而且要把中共中央一网打尽。
    1931年4月24日，汉口新市场游艺厅，舞台上魔术大师化广奇，正在表演拿手戏法，台下掌声让他颇为得意，然而他并没注意，就在一个昏暗角落里，还有一双特殊的眼睛。当晚，化广奇被当场逮捕，迅速押解到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行营。身为侦缉处处长的蔡孟坚大喜过望，因为他已得知，这个魔术师的真实身份是中央特科的“天字号”人物黎明，当然黎明是他的化名，他的真名叫顾顺章。
    蔡孟坚很清楚，这个其貌不扬的魔术师掌握着中央一切核心机密，熟知所有领导人的化名及秘密住址。让他没想到的是，眼前的顾顺章很快供出了中共在武汉的地下联络站，并且要面见蒋总司令，把共产党的全部秘密说出来。
    4月25日晚，顾顺章被秘密送上一艘货轮，连夜押送南京。与此同时，蔡孟坚连续向南京国民党中央调查科发了五封绝密电报。几小时后，一个机要员把一份标有“绝密”字样的卷宗送到机要秘书钱壮飞手中。
    钱壮飞翻开卷宗，里面是一封绝密电报，发电地址是武汉行营，标明徐恩曾亲译。而此刻的徐恩增正在上海度周末，接下来的一小时内，机要员一共送来五份绝密电报，全部来自武汉，全都标明“徐恩曾亲译”。
    按惯例，钱壮飞必须把这些密电呈交徐恩曾亲自批示，但这位机要秘书却没这么做，因为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共中央特科情报员。钱壮飞全权负责组建中央调查科庞大的特务队伍，他借机安置大量中共人员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其中包括胡底和李克农。李克农、胡底分别安插在上海、天津，而钱壮飞留守南京总部，三人遥相呼应，成为打入国民党要害部门的铁三角，这就是被周恩来称道的“龙潭三杰”。
    位于南京中央饭店一侧的“正元实业社”，在30年代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大本营”。各级特务机关的机密文件先要汇集到此，然后再发往各地。而所有函件，都由钱壮飞代为处理。
    这五封密电究竟藏着什么秘密？钱壮飞掏出密码本，开始逐一破译。
    电报一：共匪政治局委员，负责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黎明，业已于昨日下午在汉口汉江关码头被捕。电报二：“黎明已归顺中央，说有消灭共匪中央的重大计划，欲面陈蒋总司令。
”电报三：“何长官电请陈部长，速报蒋总司令，调军舰一艘即赴汉口，以便押解黎明赴宁。”电报四：“虑事关十万火急，汉口方面已征招商局客货轮一艘。即刻解押黎明赴南京。”电报五：“调查科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将于明日飞抵南京，向钧座秉报。”
    此刻，上海中共中央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一个人的手中！如果顾顺章把这一切和盘托出，几天后的大上海将是一片腥风血雨。更可怕的是，党中央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还一无所知。
    押运顾顺章的货轮几小时前已经起航，大约30个小时后，最迟后天4月27日上午到达南京，加上半天的紧急部属，4月28日就有可能进行大搜捕，现在已接近4月25日子夜，情报最迟必须在26日傍晚前送交上海李克农，否则即使得到消息也根本没时间转移。
    钱壮飞意识到，自己离开南京，就意味着身份的彻底暴露。这一切会不会都是对手的试探呢？自己的身份顾顺章是知道的，但为什么电报上却只字未提？在事情没弄清楚之前，还不能轻举妄动。钱壮飞先派女婿刘杞夫连夜赶往上海通知李克农。
    送走刘杞夫，钱壮飞再次回到正元实业社，这时机要员再次送来一封加急密电，钱壮飞立刻进行翻译。电报六：切勿让钧座以外人知道，否则将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机关一网打尽的计划会落空。
    钱壮飞意识到自己必须离开南京了，电报中所说的徐恩曾以外的人，不是自己又是指谁呢？钱壮飞迅速把六封密电恢复原状，放在徐恩曾办公桌上。随后，他快步赶往隔壁中央饭店四楼的“长江通讯社”，他必须通知安插在这里的工作人员转移。时间太早，通讯社空无一人。钱壮飞用小刀把办公桌上的地图划出一个十字，暗示切断一切联系迅速撤离。
    第二天清晨，钱壮飞赶到火车站，跳上了南京开往上海的列车，而与此同时，先行出发到达上海的刘杞夫，终于在一家小旅馆内找到了李克农。
    此时此刻，先行乘飞机到达南京的蔡孟坚会同顾顺章一行，迅速赶到南京的“正元实业社”，在办公室刚看过电报的徐恩曾焦急地等待钱壮飞，事情结果让他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他视同心腹，甚至连个人隐私都不背的秘书竟是卧底？此刻的钱壮飞又在哪呢？早在前天傍晚，他已到达上海，为防万一，钱壮飞没在上海站下车，他绕道进入市区，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徐恩曾知道消息已走漏，他以最快速度召集大批军警特务赶往上海，一场大搜捕即将开始。
    4月27日夜，上海。时间异常紧迫，明天也许就会全城搜捕，在短短数小时内，必须把整个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全部转移，必须抢在徐恩曾之前。就在这时，身在天津的胡底也收到了李克农发来的电报。电文：胡底，克潮病笃。这是三人约定的暗号，克即李克农，潮即钱潮，是钱壮飞的化名，病笃即病重，意为情况危急。胡底明白，接信迅速离开天津。
    4月28日清晨，一场大搜捕开始了，大批军警和特务冲进了上海中共几十处秘密机关，但结果却大失所望。
    当这个惊险瞬间最终成为历史，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当时幸免于难的中共要人的名字：周恩来、瞿秋白、王明、博古、邓颖超、邓小平、陈云、陈赓、聂荣臻……从此之后，党中央从上海转移到江西苏区，周恩来后来曾多次回忆说，如果没有龙潭三杰，我们早就不存在了。

钱壮飞，1896年出生在江南水乡的吴兴(湖州)，父亲钱子如是经营丝绸的小商人，母亲范氏操持家务，家境尚称小康。后因父亲做生意破产，钱壮飞于1914年离开家乡，考进国立北京医科专门学校。1919年从医专毕业后，钱壮飞在北京长兴街挂牌行医，并在美术学校兼任教员，还到一家报馆任编辑。以后，又创办了一家“光华电影公司”，并在京绥铁路局附属医院工作了一些日子。当时正值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思想界正在经历一场大变革。钱壮飞受陈独秀和早期中共党员张暹中进步思想的影响，激发起了对革命的向往与热情。后来，他参加了李大钊举办的新民学会，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以职业为掩护，开展地下革命活动

1925年，钱壮飞经张暹中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行医和摄制电影掩护党的地下工作。他经常利用自己做医生的公开身份，把党的秘密文件或标语、传单，装进红十字的医用大皮包里，出入党的地下机关和同志们的隐蔽住处。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钱壮飞在北京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北洋军阀政府通缉追捕，于1928年初转移到了上海，编入中共上海法南区委所属的法租界党支部。在这里，他认识了李克农、张沈川等中共党员。

1928年下半年，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处招收学员，钱壮飞被录取，担任画广告画、招揽生意等行政业务工作。国际无线电管理处是国民党建设委员会官办的一个对外营业机构，专替外国人收发国际来往电报。它虽然不是国民党的秘密特务机构，但却是隐蔽党员骨干、掌握无线电收发报技术和有关情报的很有用的地方。根据党的指示，钱壮飞在这个机构长期埋伏，开展秘密战线的斗争。与此同时，另一位中共党员李克农也进入这个管理处工作。不久，他们的组织关系被转到中央特科，直属特科二科科长陈赓的单线领导。

国民党反动派CC系的头子陈立夫为扩大自己的势力，把魔爪伸向国际无线电管理处，并把亲信徐恩曾安插进去当处长。徐恩曾既不懂无线电技术，也不懂这个处的行政管理业务，他发现钱壮飞这个湖州同乡多才多艺，精明能干，办事得力，善于交际应酬，就提拔钱壮飞为机要秘书，由钱壮飞负责业务管理。徐恩曾是个生性多疑的人，从不轻信任何人，可他对钱壮飞深信不疑。因为，徐恩曾有个叫王丽娜的姘妇，无处藏娇，要钱壮飞帮他想办法。钱壮飞向党中央汇报了此事，为了进一步取得徐恩曾的好感和信任，决定将钱壮飞家所住的二楼前楼让给徐的姘妇居住。果然，徐恩曾对这样的安排十分满意和感激，认为钱壮飞对他忠诚。从此，就把钱壮飞视为自己的左右手。

1929年春，国民党中常委、建设委员会主任陈立夫，派徐恩曾在杭州筹办西湖博览会，徐恩曾把钱壮飞带到杭州，并把筹办西湖博览会的事交给了钱壮飞。在举办规模盛大的西湖博览会期间，钱壮飞协助进行博览会的设计和会务工作，显示出卓越的才干和组织能力。博览会结束后，钱壮飞把装满各地厂商所送的“展品”连同清册交给徐恩曾。从此，徐恩曾对钱壮飞更加信任。

中共中央军委特别任务委员会成员合影（左四为钱壮飞）

打入“中统”特务机关

徐恩曾当上了中统局局长后，把钱壮飞当作主要助手，要钱帮助他着手建立和扩大特务系统。钱壮飞立即把这一重要情况报告了中共中央。

早在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后，为了对付和反击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特务政策，中共中央在上海建立了中央军委特别任务委员会，简称中央特委，下设特科。特科的任务是保卫中共领导机关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向革命根据地通报敌情，以及营救被捕同志和惩办叛徒。同时，决定派一些忠实的同志，到国民党内部做情报工作。中央特科认真分析了钱壮飞的报告，决定让钱壮飞和李克农、胡北风利用这个机会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在敌人的心脏里进行特殊的战斗。并决定成立一个党小组，由李克农任组长，组员有钱壮飞和胡北风。直属中央特科领导，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由党小组讨论决定，分头执行。

在徐恩曾当了调查科主任时，就把钱壮飞调去担任机要秘书，并责成钱壮飞负责替他补充人员，增要经费，充实内部，筹建各地的基层特务机构和设立秘密电台。徐恩曾成立了一个“正元实业社”，作为中统特务秘密机关的大本营。国民党中央党部送给徐恩曾看的机密文件、电报，都送到这里来。徐恩曾派到汉口、九江、安庆等地的“调查员”，也把他们的特务情报向这里的秘密电台通报。

徐恩曾是个花花公子，常常是拎着皮包到办公室转悠一下，把那些必须由他亲自决定的重大问题和急事处理之后，就借口有什么“要事”溜到舞场妓院鬼混去了，而把办公室的许多日常工作都推给钱壮飞去办理。这样，最先看到那些机密文电的往往是钱壮飞这个机要秘书。当时，徐恩曾有一个同国民党高级官员通报用的密码本，根据蒋介石和陈立夫的指令，只许他一人保管和译用，不得交给任何人，因此，他每次外出时，总把这个密码本藏在贴身的衣服口袋里，时刻不离身。钱壮飞得悉这一秘密后，动了很多脑筋，设下了巧妙的计谋，终于神不知鬼不觉地搞到了这个密码本的复制本。从此，敌人首脑机关许多很重要的绝密情报，都为中央特科所掌握。

1930年蒋介石对我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二次军事“围剿”时，钱壮飞就曾截获敌人许多极其重要的军事情报，如作战命令、兵力部署等，经李克农转交中央特科。这些准确的重要情报及时转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对于红军粉碎敌军“围剿”作战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后来，根据蒋介石的指令，陈立夫要徐恩曾建立起“通讯社”，除了搜集中共情报外，还要搜集其他党派和政治势力的情报，特别是反蒋反陈派系的情报。徐又把建立通讯社的事交给钱壮飞。

根据中央特科的指示，钱壮飞和李克农在南京、天津等地建立起以通讯社形式出现的情报机关。南京建立了“长江通讯社”和“民智通讯社”，负责人由钱壮飞兼任。胡北风被派到天津主持“长城通讯社”。李克农则负责主持设在上海的国民党情报机关，并把钱壮飞、胡北风获得的敌人情报转送给党中央。当时，国民党特务机关搜集来的中共地下党活动的情况和有关文件，都汇集到南京“长江通讯社”，钱壮飞只在上面盖个图章，收藏起来就算完事。国民党当局向他要什么情报，他就把一些过时的文件、油印小报和各种无关紧要的假情报送上去，以迷惑敌人。

1930年4月，蒋介石要搞东北方面的情报，但过去派到东北去的国民党特务都被日本人搞掉了，于是徐恩曾就把这一“重任”托交给钱壮飞，要他亲自组织并带领一个小组去沈阳活动。钱壮飞把已在天津的胡北风编进这个小组，并请中央特科的二科科长陈赓也一同随同前往，实际上由陈赓亲自领导这个小组的工作。他们拿着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证件和活动经费，在东北当地党组织的帮助下，就便巡视检查了中央特科部署在东北和华北的工作，为我党带回许多重要的情报。回到上海后，写出一份有4万多字的关于东北情况的详细报告。这份报告，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情报价值，但是因为过去国民党的特务们从来没有搞到过如此详尽的情报，所以，陈立夫、徐恩曾收到后，如获至宝，并对钱壮飞给予嘉奖，从此对他更为信赖、重用。

在中统局的钱壮飞

1931年4月顾顺章案发生后，钱壮飞难以再在上海为中共效忠，奉命转道入江西苏区重为中共效命，钱壮飞于一九三二年春天任中共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次年调任中共中央革命委员会二局局长。他在江西苏区对外是以红色戏剧家身份出现。钱壮飞精明强干，博学多识，精通医术，擅长书法、绘画、照相和戏剧创作。他为人治病、创作漫画和歌曲、编写剧本，深受大家好评。从上海到瑞金后，钱壮飞除参与领导情报工作外，还积极参与苏区的文化建设。新华社的前身红中社所办的报纸《红色中华》的刊头，由钱壮飞题写。作为《红星报》的特约漫画家和兼职美术编辑，钱壮飞是邓小平的得力助手。由他编写并参演的话剧《最后的晚餐》，以披露黑暗社会罪恶本质为主题，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和宣传效果。钱壮飞还是红军中最著名的设计家。后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筹建红军烈士纪念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大礼堂，都由钱壮飞主持设计，内涵丰富，造型别致，至今还巍然屹立在那里。

1934年10月中共被迫撤离江西苏区，钱壮飞随军行动。1935年元月在行军途中，钱壮飞被任命为中共总政治部副秘书长（另一说钱壮飞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未来得及赴任）。１９３５年３月３１日，红军从金沙县后山乡南渡乌江时，钱壮飞在侦察敌情时，因敌机轰炸与部队失散。周恩来发现后，立即派人寻找未果。４月１日，患病的传奇英雄钱壮飞，被图财害命的反动民团歹徒黎丛山以带路为名，推下金沙县后山乡乌江北岸的堰田岩后壮烈牺牲。

钱壮飞牺牲后，周恩来把钱壮飞的子女接到身边抚养成人。因此，后来江青见到钱江（钱壮飞的长子），也不忘历史，“你爸爸的事，我们都知道，主席常念念不忘......”，以此勉励他“为文艺革命立新功”。周恩来等中央负责人多次说过：“如果没有钱壮飞，我们这些人早就不在了......”。（来源：凤凰资讯）

    链接：

　中共传奇卧底：国民党特务明知其身份也不敢告蒋介石

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后，为了和国民党白色恐怖作斗争，中共中央在上海建立了中央军委特别任务委员会，简称中央特委，下设特科。

　　特科的任务是保卫中共领导机关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向革命根据地通报敌情，以及营救被捕同志和惩办叛徒。同时，决定派一些忠实的同志，到国民党内部做情报工作。中央特科认真分析了钱壮飞的情况，决定让钱壮飞和李克农、胡北风利用这个机会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并决定成立一个党小组，由李克农任组长，组员有钱壮飞和胡北风。直属中央特科领导，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由党小组讨论决定，分头执行。

　　深入虎穴

　　1928年下半年，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处招收学员，钱壮飞被录取，担任画广告画、招揽生意等行政业务工作。国际无线电管理处是国民党建设委员会官办的一个对外营业机构，专替外国人收发国际来往电报。它虽然不是国民党的秘密特务机构，但却是隐蔽党员骨干、掌握无线电收发报技术和有关情报的很有用的地方。根据党的指示，钱壮飞要在这个机构长期埋伏，开展秘密战线的斗争。

　　国民党反动派CC系的头子陈立夫为扩大自己的势力，把手伸向国际无线电管理处，并把亲信徐恩曾安插进去当处长。徐恩曾根本不懂行政管理业务，他发现钱壮飞这个湖州同乡办事得力，又善于交际应酬，就提拔钱壮飞为机要秘书，由钱壮飞负责业务管理。

　　1929年春，国民党中常委、建设委员会主任陈立夫，派徐恩曾在筹办博览会，徐恩曾把钱壮飞带到杭州，并把筹办西湖博览会的事交给了钱壮飞。在举办规模盛大的西湖博览会期间，钱壮飞协助进行博览会的设计和会务工作，显示出卓越的才干和组织能力。博览会结束后，钱壮飞把装满各地厂商所送的“展品”连同清册交给徐恩曾。从此，徐恩曾对钱壮飞更加信任。

　　不久，钱壮飞“接受”徐恩曾的任务，为他筹建特务情报网。钱壮飞借此机会，把女儿钱椒、女婿刘杞夫、儿子钱江介绍到徐恩曾的身边“工作”，把妻子张振华留在上海作联络员。钱壮飞每周六晚上，回上海和家人团聚，并以此为掩护，与李克农见面。

　　让特务头子言听计从

　　钱壮飞根据中共特科的指示，为国民党“中央调查科”在、天津等地建立一些以通讯社名义为掩护的半公开情报机关，一为“长江通讯社”，设在南京“正元宝业社”隔壁中央饭店四楼；一为“民智通讯社”，两社都由钱壮飞负责。不久，钱壮飞将胡北风和妻弟张家胧派往天津日本租界建立“长城通讯社”，让胡北风任社长，张家胧任记者，而钱、李、胡三人定期在南京中央饭店“长城通讯社”交换情报，由李克农为负责人。所有获得的情报，均由李克农通过陈赓转报周恩来。

　　当时，国民党急需搜集东北地区的军事情报，而盘踞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制定了严密的防止国民党渗透措施，国民党派出的情报人员多是有去无回。徐恩曾见状，决定派“得力干将”钱壮飞亲自走一趟。1930年4月，钱壮飞与陈赓、胡底组成三人小组，带着中央调查科的证件前往东北。他们在东北中共组织的协助下，巡视中共特科部属在东北、华北地区的工作，并在东北建立一套表面从属于国民党、实际上向共产党提供情报的地下组织。

　　“完成任务”后，钱壮飞还向国民党“中央调查科”写了4万多字的“调查报告”，徐恩曾看后非常满意，惊呼这是“国民党情报组织有史以来对东北情况最大的收获”，迅速向上级汇报，又特别嘉奖钱壮飞。

　　此后，徐恩曾对钱壮飞更加信任。徐恩曾去上海吃喝玩乐的时候，事务都委托钱壮飞办理，徐恩曾所收机密文件、电报以及各地发来情报，属于一般性者以及科内日常事务，也交给钱壮飞先代为处理。凡是由徐恩曾亲自处理之机要文电，也都由钱壮飞过目；凡应由徐恩曾亲批的电文和各种情报资料，须由钱壮飞事先审阅签拟处理意见后，再送呈徐恩曾签批。但徐恩曾与政府高级官员互相通报的密码本则随身保管。

　　钱壮飞为了获得这个密码本，就“规劝”徐恩增：外出不宜携带密码本，以免丢失。徐恩增听后觉得有理，外出时就将密码本亲自藏在办公室机要保险柜内。钱壮飞遂利用机会打开保险柜，拍摄密码本的照片，并迅速交给李克农。1930年12月9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江西“剿共”会议，对江西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其军事部署情报，就是事先由钱壮飞对照密码本译好，然后装在“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大信封里，派女婿刘杞夫连夜赶赴上海送李克农并迅速转送中共中央的。结果，国民政府尚未采取军事取行动时，远在江西的红军早已布下天罗地网。

　　1931年4月1日，国民党军对红军发动第二次“围剿”时，钱壮飞得到敌人军事部署情报后，也同样通

　　过刘杞夫将情报转交李克农。

“全家上阵”

      1931年4月25日，徐恩曾照例到上海，而钱壮飞正在“正元宝业社”值夜班，晚上10点，忽然接到武汉发来之五封给陈立夫、徐恩曾的特急绝密亲译电报。钱壮飞照例将电文快速译出，看后不禁大吃一惊，第一封紧急电是“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特务活动的黎明在汉口被捕”。后面几道电文的大意分别是：黎明已投降国民党，说有消灭中共中央的重大计划。欲赴宁面呈蒋介石；黎明要求乘飞机到南京；何应钦电请陈部长，速报蒋介石，调军舰一艘即赴汉口，以便押解黎明赴南京；调查科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将于明日飞抵南京，向蒋介石汇报。

      黎明即顾顺章。钱壮飞见事态紧急，当即查阅列车时刻表，发现当晚11点还有一趟宁沪特快列车，如乘这趟年，4月26日6时53分就可抵达上海。

      钱壮飞马上回到家中，让刘杞夫迅速赶往上海，要他务必在4月27日前给“舅舅”（李克农）传达“天亮已走，母病危，速转院”的口信，并叮嘱他“千万要镇静，一定要把口信送到”。

      刘杞夫抵达上海后，没有找到李克农。由于必须赶回南京，他只得直奔岳母张振华处。张振华听了女婿所说情况，立即决定要刘杞夫返回南京，由她去找李克农。

      经几番周折，张振华终于找到了李克农。李克农见情况紧急，违反必须垂直单线联系的工作纪律，找到江苏省委书记陈云。在陈云的帮助下，又很快找到了聂荣臻。

      聂荣臻得到情报后，急忙汇报给周恩来，采取了一系列周密的紧急应变措施。后来据侦察员报告：电台原址被抄了，周恩来原来的住处也被敌人搜查。

      刘杞夫赶回南京后，钱壮飞告诉女儿女婿，为了不露出破绽，明天要照常上班，稳住徐恩曾。

    “来电说咱们这里有共产党！”

      其时，顾顺章为了不失面子，告诉特派员蔡孟坚：自己不是投降，而是“合作”，而且他还要面见国民党军政大员后才可和盘托出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情报，还端架子说：“在我到达南京以前，千万不要把我被捕的事向南京发电报。”蔡孟坚于是又紧急发了一封电报：“切勿让钧座以外人知道，否则将**中央一网打尽的计划会落空。”这封电报也落入钱壮飞之手。

      钱壮飞接到电报后，立即到附近中央饭店四楼的“长江通讯社”通知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迅速转移，但该负责人还没有来上班，他就用小刀在此人办公桌上的一幅地图上刻了一个“十”字，暗示他赶快通知有关人员逃走。随后，他来到通讯社的发报室，让报务员给天津“长城通讯社”的胡北风发了一封明码电报：“潮病重速返。”“潮”即钱潮，是钱壮飞曾经用过的名字。

      一切完成后，钱壮飞又亲自驾车前往下关，接徐恩曾早上7时20分自上海到南京的火车，再送他到“正元实业社”上班。

      到办公室后，钱壮飞告诉徐恩曾武汉有急电，并当着徐恩增的面译出。钱壮飞译完后，对徐恩增说：“来电说咱们这里有共产党！”由于当时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激烈，徐恩增根本不信，认为这是其他派系故意栽赃。

      这时候，陈立夫打来电话，要徐恩曾赶去国民党中央党部。借此机会，钱壮飞迅速撤离，乘上午10点的火车奔赴上海。当国民党特务发觉“真相”，在上海北火车站堵截钱壮飞时，他早已在上海郊区真如站下车，绕道进入市区了。在当天下午2时，钱壮飞见到了李克农，两人一起“搬家”。

      留给敌人一封信

      4月27日，顾顺章乘船到达南京，和蔡孟坚驱车前往“正元实业社”。刚到门口，顾顺章急于表现，就立即送了蔡孟坚一个“大见面礼”说：共产党有人打进这里了。蔡孟坚赶紧问是谁。顾顺章说是徐恩曾的秘书。蔡孟坚一听气得大叫：“你在武汉时摆什么臭架子？如果你早告诉我，我哪会电报通知钱壮飞你的消息？而且我也会采取防范措施，现在人跑了，搞成如此局面都怪你!”

     这时候，徐恩曾才开始抓捕钱壮飞，但只抓住了前来上班的钱椒和刘杞夫。不过，徐恩曾却发现了钱壮飞一封留给他的信，上面写着：“可均先生大鉴：行色匆匆，未及面辞，尚祈见谅。政见之争，希勿罹及子女。不然，先生之秽行，一旦披露报端，悔之晚矣！”

      徐恩曾的秽行不仅是私生活糜烂，还大量贪污公款，并投机倒把，且积极参加国民党内部的倾轧，得罪了一批“高层人士”。他发现如果要是钱壮飞把他的丑行公开，他的“政治生涯”可能就此终结。徐恩曾只好请示其后台陈立夫。陈立夫考虑到如果过于深究，说不定还会连累到自己，于是也就默许了徐恩曾释放钱椒、刘杞夫。

红军第三次反“围剿”时，其时钱壮飞因顾顺章叛变已撤退，但徐恩曾害怕被追究向共产党泄露密电码一事，继续向蒋介石隐瞒了钱壮飞是共产党隐蔽战线成员这一情况。结果，国民党当局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更改密码，直到红军长征时，还能继续通过对敌无线电侦听了解敌情。 (本文摘自：《人民政协报》2015年6月9日10版，作者：王俊彦，原题为：《钱壮飞智保中共中央机关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