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祊邑不在费城
祊邑，也作祊城，其大致位置，在今天的费城南关，颜真卿公园一带，东临祊河。北宋《太平寰宇记》记载：“今县之外城，即古祊城。”《光绪费县志》记载：“县城在古祊城北。”《费邑古迹考》也说：“古祊城遗址，即今县治外城。”
祊邑的得名由来，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后汉书·志第二十一》记载：“费侯国，故属东海，有祊亭。”这个“祊亭”，最初是个祭祀的场所。后来，人们依亭建邑，取名“祊邑”，也称作“祊城”。
费县老城区的东侧有条河流，名叫“祊河”。用“祊”这个生僻字作为水名，也与古老的祊邑有关系。《光绪费县志·古迹》说：“惟治东之水，土名祊河，当因祊邑得名。”河边有个古老的祊邑，水名“祊河”也就不足为奇了。
县志说“土名祊河”，表示费城的土著居民都是称呼这条河流为“祊河”。生僻的“祊”字出于普通百姓之口，足以见得“祊河”这个名字影响之深远。
不只百姓称之为“祊河”，官方也认可“祊河”这个地名。早在北宋元佑七年（1092年），费县在城东为颜真卿新建鲁公庙，知县杨元永聘请左承义郎、尚书职方员外郎曹辅撰写了《唐鲁郡颜文忠公新庙记》碑文，文中就有：“其十一世孙安上者，祈自出缗钱，买地祊河之东，以徙置之。”这是“祊河”这个地名第一次出现在史籍中。
明代《万历兖州府志》，也把流经费城的这段河流明确地标注为“祊河”，更是有力的证据。
以上所引述的这些史料，都是“祊邑在费城”的有力证据。对此，史上从未有人表达过怀疑。
可是，近年来，情况似乎变了，有人对“祊邑在费城”之说提出了质疑。
临沂博物馆的研究员李玉亭先生，籍贯费县，是一位考古专家。他在《蒙山为先秦帝王所封禅的泰山》一文中认为，祊城不在今天的费城，而是在费县探沂镇许由城。他的主要依据，是当代语言学家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隐公八年》里的一段按语：“祊，郑祀泰山之邑，在今山东费县东约三十七里处。”李玉亭先生据此得出结论：“由此可知，‘祊’应是今费县探沂镇东北的许由城，此城北之河现仍名祊河，当以此城为名。”
最近有一篇题为《“郑伯使宛来归祊”的祊邑在何方？——祊邑考辨》的文章，刊登在《沂蒙文化》2016年第4期。作者王如良，是土生土长的费县人，对费县的历史文化深有研究。他这篇专门探讨祊邑位置的文章，最终的结论是：“祊城并非是今费县城南关，而是今费县城东37公里处的祊河沿岸。”他的主要论点，归纳起来有两条：一是祊邑的规模，最低也要周3里以上，今费县城南邻根本没有安城的地方；二是曹辅说费县城东水为祊河乃是“错笔”。
这两位文史学者，都是费县人，都对家乡有着很深的感情，才会关注费县的历史文化，才会动脑子、下力气撰写文章。但是，要想推翻“祊邑在费城”这个持续了几千年的历史定论，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有力证据。这种推翻性的证据，不外乎两个方面：或者是在史籍中发现了更权威的古代文字记载，或者是在地下考古中发掘出了有价值的实物。
李玉亭先生的论断，不是他自己有了新的发现，而是引述了杨伯峻先生的观点。
杨伯峻(1909-1992)，湖南省长沙市人，著名语言学家。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历任中学教员、冯玉祥将军研究室成员、广东中山大学讲师、湖南《民主报》社社长、湖南省政治协商会议秘书处处长、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兰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华书局编辑、中国语言学会理事等。
作为一名语言学家，杨伯峻先生在语言文字领域的贡献，一是体现在古汉语语法和虚词的研究方面，主要著作有《中国文法语文通解》、《文言语法》、《文言文法》、《文言虚词》、《古汉语虚词》、《春秋左传词典》等。二是体现在古籍的整理、注释和译注方面，主要著作有《列子集解》、《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春秋左传注》等。
杨伯峻先生关于祊邑的论述，出自他的《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一书，请看李玉亭先生文章中的引述：
关于“祊”，《春秋左传·隐公八年》杨伯峻注九：“祊”，《公羊》、《谷梁》及《汉书五行志》引俱作“邴”。方与丙，古音同属邦母，阳韵。故从方之“祊”与从丙之“邴”，可得通假。
关于祊的地望，《左传·隐公八年》：“三月使宛来归祊。”注曰：“祊，郑祀泰山之邑。在琅玡费县东南。”此为晋人杜预所释。此处的“琅玡费县”是指在今县治西北25里的鄪城。杨伯峻认为：“祊，郑祀泰山之邑，在今山东费县东约三十七里处。”由此可知“祊”应是今费县探沂镇东北的许由城，此城北之河现仍名祊河，当以此城得名。
仅凭着杨伯峻先生的这些论述，李玉亭先生就推翻了“祊邑在费城”的历史定论。
杜预所处的西晋时期，费县的县治还没有迁到今天的费城，而是在古鄪城，也就是今天的费县上冶镇西毕城、古城村一带。古鄪城在今天的费城西北25里，也就是费城在古鄪城的东南25里。杜预说祊邑“在琅玡费县东南”，指的是古鄪城东南的费城，难道有什么错误吗？为什么一定要推翻“祊邑在费城”之说，硬说是许由城呢？
杨伯峻先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但不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他并没有到费县进行实地考察，只是以文字考证文字，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王如良先生的论断，与李玉亭先生的看法大致相似，也是认为祊邑不在费城，而是在探沂镇的许由城。他的文章中，有两个与众不同的观点：一是祊邑的规模，最低也要周3里以上，今费县城南邻根本没有安城的地方；二是曹辅说费县城东水为祊河乃是“错笔”。且让我们逐条分析。
王如良先生说祊邑的规模“最低也要周3里以上”，不知有何根据。《左传·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那段文字中，郑国大夫祭仲这样谈论过城邑的规模：“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翻译成白话是：“都城周长超过三百丈，就会成为国家的祸害。按照先王传下的制度，大的都城面积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型的都城不能超过国都的五分之一，小型的都城不能超过国都的九分之一。”可见，春秋时期，对于城邑的规模，只规定了上限，并没有规定下限。
在费县考古发现的古遗址中，有多处城邑。防城故城遗址，城垣呈不规则的椭圆形，周长1400米。许由城遗址，城垣南北400米，东西300米，周长1400米。都达不到“周3里”，也就是周长1500米的要求。古鄪城遗址，是鄪国的都城，规模要大得多，城垣呈不规则的长方形，南墙、北墙都是875米，东墙2150米，西墙2350米，周长6250米。
就以周长1500米的标准来看，也不能断言“今费县城南邻根本没有安城的地方”。按照《太平寰宇记》“今县之外城，即古祊城”的记载，费县城内的自由路以南的区域，就是外城，也就是古祊城的位置。从自由路向南，直到银光集团大门口，南北长度约有800多米；从郭家园向东，直到祊河岸边，东西长度也有800多米。偌大的一片地方，怎么能说安不下一个城邑呢？
我接触过费县的几位“老文化人”，他们都说祊邑就在费城。费县博物馆馆长潘振华，是考古专家，他站在专业的角度，凭借专业学识，坚信不疑地认为祊邑就在费城南关。费县文化馆副研究馆员张广一（也是费县美术家协会主席），自幼生长在费城，他也认为祊邑就在费城南关。据他讲，他小时候到郭家园一带玩耍，曾经在今天的银光集团东侧的地坝子上，捡到很多陶罐和瓦片。可惜文物部门没有及时进行考古挖掘，现已难觅踪迹。
至于曹辅说费县城东水为祊河乃是“错笔”的说法，更是毫无根据的臆测，难以站得住脚。古人刻碑都是非常慎重的，轻易不会出现“错笔”。
曹辅（1069-1127），字载德，北宋南剑州沙县（今属福建）人。他撰写《唐鲁郡颜文忠公新庙记》的时候，只有33岁，是兵部职方司的一名郎官。他是福建人，没有到过费县任职，撰写这篇碑文，是受好友、费县知县杨元永所托。文中的“买地祊河之东”等语，当然是杨元永告诉他的，不然他哪会知道有个祊河。杨元永作为费县的知县，肯定不会把县治的水名也弄错。他知道“祊河”这一水名，当然也是因为“土名祊河”。
曹辅写完碑文，送到费县之后，杨元永等人必然会认真审阅一番，然后一笔一划精心镌刻在石碑上，多个环节层层把关，绝不会出现错字。笼统地说“曹辅错误论断今费县城东水为祊河”，具体依据何在呢？我们不能因为古人的说法与今人的观点不一致，就斥之为“错笔”。
祊邑的位置究竟在何处，不是不可以探讨。要想推翻“祊邑在费城”之说，必须拿出足够的证据，必须把《太平寰宇记》、《万历兖州府志》、《光绪费县志》、《费邑古迹考》的历史定论逐一驳倒，别人才信服。
质疑祊邑不在费城，证据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