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书法报——
宗绪升对话李逸峰博士
宗绪升：逸峰兄好，我很好奇，您是湖南人，又在北京，为何选择去大西北工作？
李逸峰：绪升兄好，我是2012年初作为特殊人才引进来的甘肃，来到西北师范大学负责书法学科创建工作的。很多朋友都问过我这个问题，尤其是甘肃的朋友总会说我来支援大西北。其实不是，是大西北给我提供了这么好的平台和机缘。西北师范大学是百年名校，在西北乃至全国的师范类教育中还是有一定地位的。近年来，学校着力于打造西北地区书法高等教育平台，美术学院具有良好的书法教育传统，2012年5月又专门成立书法文化研究院，领导重视，社会关注。短短几年，我们这个学科发展迅速，从2013年招收首届书法本科学生，2014年开办书法高研班，去年我又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我们还承担全省书法教师“国培计划”任务，并与各地州市合作开展中小学书法教师培训，影响所及，反映良好，这得益于学校良好的平台，我们的工作能够马上得到社会认可。很幸运，这项工作历史性地落在了我的肩上，具体负责书法学科的创建、规划与实施。五年来，我深深感到，来到大西北，来到书法文化底蕴深厚的甘肃，做这个工作有意义。
宗绪升：您说到甘肃的书法文化，能否从学科建设角度给我们的读者做个简单介绍与评价。
李逸峰：上次与张改琴主席聊天，她谈及听来的一则故事，发生在她老家庆阳。有个农村老太太，家里穷得很，两个儿子三四十娶不上媳妇。但老太太家也很富有，因为收藏有祖传的宝贝——国民党元老、著名书法家于右任先生的两幅真迹。很多人去家里索看她都婉言谢绝，不肯轻易示人，大抵一则怕不安全，二则压根没心思出手。一天，北京来了一位大藏家，老太太在地里干活，经不住人家的软磨硬泡，粗布裤腿一个高一个低，手上挽个篮子，给叫了回来。从箱底抖抖索索取出塑料包包，里三层外三层打开，藏家明白，果然于先生精品。他与老太太商量：您只要出一幅给我，保管您有钱把两个儿媳妇都娶上。老太太沉思良久，最后说出与她裤腿般朴素的一句话：哎呀，不能卖呀，这是祖上传下来的东西！听朋友说，在庆阳，这样的老太太，很多！这里的人们普遍爱好书法，去农村，农忙时拿起锄头，农闲时拿起笔头，很普遍。甘肃人对书法就是这种心态，这是一种敬重书法、推崇文化的单纯心理，绝没有太多别的功利。您来甘肃，这种朋友会遇到很多，所以在甘肃教书法，感觉是很好的。
甘肃除了这种良好的群众文化基础与书法文化传统之外，更重要的是这里有丰富的书法文化资源。早在汉代就有张芝、索靖，都是敦煌人；写《非草书》的东汉赵壹，天水人，这些大家影响深远。汉代的《西狭颂》作为书法名碑，就在甘肃陇南的成县境内，1800余年保存完好。近百年来在河西走廊出土了数量众多的敦煌汉简、居延汉简与武威汉简，还有天水的放马滩秦简与甘谷汉简；从藏经洞发掘的六万余号敦煌经卷，都为研究书法艺术发展与汉字字体演变提供了宝贵的墨迹资料。还有其他很多金石材料，外界都还不太清楚，学术价值不容低估。我们的本科与研究生课表中，简牍书法、写经书法的临摹教学占有不少分量，尤其是研究生教育，这是两个主要研究方向，我想将这两块打造成西北师范大学书法教学与研究的学科特色。
宗绪升：您的博士论文《敦煌汉简书写研究》、博士后研究报告《敦煌楷本书写研究》为您的专业教学与学科建设打下了很好的学术基础，这方面的研究情况也请您介绍一下。
李逸峰：我是2008年考入首都师范大学，师从欧阳中石先生与叶培贵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在导师的帮助下，完成了《敦煌汉简书写研究》这篇极其繁琐的论文。文章以敦煌汉简为研究对象，以书写研究为核心，确定了两个重点：一、敦煌汉简字体研究与书法文化价值宏观考察，二、以敦煌汉简为例，通过对字样笔形、部件、结构体势等的微观分析，分析影响书写的诸多因素与书写对字体形成演变的影响；考察敦煌汉简书写特征，及其所反映的书写规律与隶变、草化、楷化等字体演变规律。即对敦煌汉简书写状况进行整体、宏观研究，并以敦煌汉简为中心，从微观角度对汉字书写做深层观照。
宏观研究包括从书写文化背景、简牍书写的主客观条件、敦煌汉简字体类型等方面对敦煌汉简书写状况做出整体把握，具体涉及汉代文化环境，汉代书写文化教育，简牍书写形制、书写工具与材料，书写者构成，敦煌汉简的出土及其书写内容、书写年代，重点对敦煌汉简字体状况与书写的艺术性进行考察。微观研究以敦煌汉简中马圈湾汉简为例，设置笔形书写用笔方式及其形成的置向、长短、曲直、方圆与结构体势等多项能反映书写状况的参数，尽可能对字样进行穷尽性分析。一方面对马圈湾汉简隶书简与草书简字例本身特点进行定量分析与描述，另一方面通过与汉代前后汉字书写情况的纵向对比及与同时期不同地域书写情况的横向对比，来确定敦煌汉简书写特征，考察汉代书写状况，进而探讨书写与字体演变规律。在对书写进行观照的同时，充分考虑书写工具、材料与书写者手的运动生理因素、视知觉原理等对汉字书写与字形演变的影响，这是以往文字学界注意不够的问题。借助汉字形体处于演变活跃期的敦煌汉简这一具体书写材料进行分析，具有更为典型的理论意义。文章力图以敦煌汉简研究为中心，将汉字书写问题系统地推进到微观研究层面，以新的角度观照书写，为字体演变提供新的理据。
微观研究过程中，如何设置能反映书写状况的笔形参数，并对字样进行穷尽性分析，这个工作做起来不容易，很繁琐，但咬着牙做出来了。梅花香自苦寒来，这篇文章得到答辩老师们的一致认可，尤其是著名语言学家、《辞源》修订版主编董琨先生作为答辩组长，力推拙文，并在付梓之际亲自撰写序言给予较高评价。这篇文章的部分章节相继参加第十届全国书学讨论会获奖、中国文字博物馆“2016中国文字·书法论坛”获奖、中国书协首届怀素草书论坛入选，我的研究方法与结论能够得到学术界的认可，感觉再辛苦也值得。
2012年我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何劲松研究员是我的合作导师，何老师是宗教学家，也擅长书画，我选择敦煌写本作为研究对象，并沿用博士论文的研究方法，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通过数年的爬梳，对敦煌写经的宗教学、文字学与书法学意义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
敦煌写本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宗教与书法文献，对于研究敦煌地区乃至几个时代的宗教信仰、考察汉字字体演变与书法文化的演进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敦煌写本内容丰富，以佛教内容为主，楷书写本是佛经抄写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些写本对于宗教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敦煌写本中很多精品，具有较高的书法史料与审美价值。敦煌楷本整体水准高，数量多，是经典书法之外的有益参照和补充，对于认识中国书法的传播与发展有一定的价值。敦煌写本字体多样，篆、行、草、楷齐备，隶书字体特征渐次消失于楷书之中。佛经抄写以楷书为主，这些写本完整地呈现出楷书字体的形成过程，通过设置相关参数，可以从微观的角度认识汉字书写与字体演变的特征与规律。楷书作为一种字体，其演变是在书写的过程中完成的，结合横向、纵向、斜向与转折笔形综合来看，从公元4世纪到7世纪四百年时间，楷书逐渐走向成熟。从微观的角度对楷书字体演变及类型作出分析，可以避免以往书法学研究中对字体样式的模糊性判断与归类。研究发现，汉字字体演变从用笔方式的改变开始。楷书在改造隶书的过程中，用笔方式导致各种笔形状态改变，最后推动字体向前发展。楷书笔法是对篆隶笔法的全面解放，这种解放通过笔形的细微变化具体表现出来。楷书字体成熟的过程就是新的笔法系统逐渐建立的过程。这一笔法系统形成，书写逐渐变得规范，楷书字体走向成熟。
这两项研究都深入到了敦煌书法的腹地，得以窥见西北书法文化资源的丰富与厚重，我来西北师大工作，与这一研究领域与兴趣有一定关系。这就是机缘。我还要将这种机缘带进教学，让我的学生也与敦煌书法资源结缘，与西北地区的书法文化结缘。
宗绪升：您的学历很有意思，本科中文，硕士佛学，博士读的书法，还从事过宗教学的博士后工作。您能谈谈这些学历背景对您的影响吗？
李逸峰：这只是一个学习经历，但确实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很大影响。中文系为我打下了较为扎实的文学功底与写作基础，毕业后从事过多年的中学语文教学与高校古汉语和写作教学，现在我们书法专业本科生的古汉语与诗词格律都是我来带，不需要外请老师。去年我们首届书法本科生外出艺术考察，回来后策划了一个以“自作诗联挥翰墨”为主题的汇报展览，引起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生的作品全部是“自作诗联”，谈不上好，但入规中矩。我对书法专业学生的要求是：即便没有诗人才华，也应具备诗词修养。我们已经造不出一片诗词的森林，但还可以做出一个像样的盆景。一直喜欢佛教，后来专门读了佛学的硕士，很多佛学智慧影响着我的思想和行为，当然也包括对书法的学习和理解。您看我的书法创作是以静态为主的。我2010年、2015年两度以“静水流深”为主题，做了两次个展，尤其是前年在甘肃省美术馆做的“静水流深——李逸峰禅意书法小品展”，就是我用书法阐释禅学的一次汇报性展出，朋友们能从作品中感受禅意，在禅意中欣赏书法。我接触书法很早，但专业学习应该从博士阶段开始，我知道，最喜欢的还是书法，读文学、读哲学，最终都是为书法服务的。今天，我感到这些都用上了。
宗绪升：您一直没有离开过学校，要么当学生，要么当老师，您对当前的中小学书法教育有何看法？
李逸峰：我喜欢当老师，也很关注书法教育，尤其是近年来兴起的中小学书法教育。2014年我主持申报的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西部农村中小学书法教育研究”获批立项；2015年参与了中国书协“翰墨薪传工程”中小学书法教师培训系列教材的编写，并参与了相关的教学；2016年我还主持了甘肃省首届中小学书法课程建设论坛；几年来，前往新疆、山东、广东等地讲学，进行中小学书法教师培训；同时，我还准备在甘肃全省中小学做百场书法公益讲座，目前已经完成了16场。通过广泛接触与深入调研，发现书法教育的势头很好，但问题也不少，师资的配备与培训问题，教材的编写与使用问题，教学资源的储备与开发问题，教学方法问题，课程评价问题等等，都必须面对。特别有两点令人担心，一是教育主管部门与教师大多不能真正从“国家课程”与文化传承的高度认识当前汉字书写教育，不能落实教育部政策，导致书法教育流于形式；二是书法教师滥竽充数，学校如果看不到教学效果，一段时间之后连书法课程的“形式”都会落空。
宗绪升：您的担心并不多余，谢谢逸峰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