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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剑出峰岭底——寻访高君宇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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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出峰岭底
——寻访高君宇故居
文 / 闫海育
 
汾河从管涔山下的雷鸣寺出发,一路蜿蜒向南,在太原市西北的娄烦县境内缓缓蓄入汾河水库。娄烦古称楼烦,西周时即建有楼烦国,战国时被赵武灵王所破,归入赵国。唐朝时成为西北边疆军马的主要来源地,素有“楼烦骏马甲天下”之美誉。高君宇无疑是从这片土地上腾跃起的一匹骏马。

公元1896年10月22日,尚是清朝光绪年间,高君宇出生于汾河东岸的峰岭底村。村子就在汾河水库上游不远的地方。当然,那时还没有汾河水库,汾河里的流水比起现在也要汹涌澎湃得多。那时的峰岭底村还不归属娄烦县,而是静乐县。的确,从历史角度看,高君宇从生至死都是山西静乐人,因此,静乐县也以出了高君宇这样一个杰出人物倍感自豪。


位于现如今娄烦县静游镇峰岭底村东端的高家大院依山而建,虽比不得同处三晋大地的王家大院、乔家大院规模宏伟,乍看上去有些浪得大院虚名,却也能分出东上院、东下院、中院、南院、西院和园子6座院落,算得上一个富绅家庭。已完成修复并开放参观的主要是中院和东院。中院是高家主人的居所,分上下两层,坐北朝南各有四孔砖砌的窑洞,东西两侧又各有厢房,下层窑洞的顶面正好作了上层窑洞的院落。东上院和东下院是长工的住宅和作坊。东上院的老油坊至今保存完好,榨油机尚能榨出油来。横卧着的榨油机上贴有一幅对联:大将军久坐不动,二将军油如泉水,横批:川流不息。对联虽谈不上工整,却言明了榨油机工作的杠杆原理,且寄托着生意向好的心理期冀,乡村意味十足。院里有一组长工给小朋友讲故事的雕塑,附加在扎着长辫、洗耳恭听的孩子身上是高君宇童年生活的影子。

高君宇出生时,高家已经摆脱了祖上从陕西米脂逃荒而来的生活窘境。爷爷高九重考取秀才,在村里当塾师。据说高九重曾在县城拾得重金而不昧,为高家后来发家致富积聚了功德。父亲高佩天不仅晓通医术,行医看病从不收人礼金,深得乡亲敬重,而且颇具经济才能,从一间杂货铺起家,不断添牛买羊、修房置地,陆续开设了油坊、酒坊、粉坊、药铺、面铺、瓷窑、煤窑等产业,并把店铺经营从本村发展到静乐县城以及临近的岚县,使得家道日益兴旺,富甲一方,骤然成为静乐县知名的望族,后来还被推选为县商会会长。高佩天做生意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常常向乡民传播义和团的故事,教唱义和团歌谣,并加入同盟会山西分会,参与了反清斗争。辛亥革命胜利时,正在县城高等学堂读书的高君宇问父亲:“民国是什么呢?”高佩天回答:“民国就是与帝国相对的。‘帝’字是一个人的尊号,而‘民’字则是老百姓的统称。从前的中国是帝国,是皇帝主政,无论什么事都是一人说了算,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民国,顾名思义,就是人民的国家,政府和总统都得由全国人民选举产生……”这一席话,在高君宇心中犹如闪电,犹如火种,犹如风暴。

高家大院显然已经盛不下一位革命者的思想。是宝剑就不能总藏于深山。民国元年,即1912年,高君宇决计到省城太原去。在文瀛湖畔的山西省立模范中学堂(次年更名为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太原五中的前身),他如饥似渴地沉浸于新知识的海洋,热血沸腾地体味着新世界的精彩,并在这里亲睹了孙中山的风采,聆听了孙中山的演说。然而,这样的幸福太过短暂。随着清朝大臣出身的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阴霾再次笼罩了神州,高君宇仰天长叹:“这就是我们曾寄予莫大希望的中华民国吗?”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父亲托人捎来一封信,让他期末考试结束后即刻回家,准备完婚。这门亲事是高君宇很小时候就由父母定下的,男女双方尚未见过一面。高君宇据理力争想退掉这场包办的婚姻,但高佩天认为这是有辱门楣之事而坚决不许,还被气得昏倒在地。万般无奈中,婚礼如期举行了,高君宇却大病一场,患上了咯血症,并由此埋下身体的病灶。

从省立一中毕业后,高君宇在父亲的陪同下来到北京,进入北京大学理预科学习。时值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倡导学术自由思想之风,校园内涌动着百家争鸣的新潮流。更有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里,他结识了李大钊、毛泽东、邵飘萍,结识了爱国学生邓中夏、张国焘、许德珩、黄日葵、罗章龙、刘仁静,也结识了他最挚爱的女友石评梅。在这里,他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当选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加入北京共产党小组,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在这里,他寻找到救国救民的新支点,看见了夜海航行的灯塔,为着光明与真理,以其不断精进的理论修养、文字功底和雄辩之才叱咤中国青年界,如一匹骏马奔走呼号,如一柄利剑铮铮长鸣。

北洋军阀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腐败无能与彻底失败,首先激怒了北大学子,“唯有直接行动,才能挽救沉沦的祖国”,他们决定挺身而出,联合北京各高校学生举行爱国大示威。作为学生领袖之一的高君宇坚定地站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游行队伍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受到军警拦阻后,愤怒之火不可遏制,又浩浩荡荡冲向曹汝霖住宅,痛打了章宗祥,火烧了赵家楼。然而,北洋政府并不理会学生的爱国情怀,镇压学生运动变得更加严厉。学生们也不屈服,通过街头演讲与广泛串联,迅速在全国掀起罢课、罢市、罢工的热潮,直至远在巴黎的留法工人与学生包围了参加和会的中国代表团驻地,中国代表无法赶赴会场,才最终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在这场运动中,因为劳累过度,高君宇的咯血病开始复发,但他依然不停地奔走与呼号……

1921年5月,高君宇受党组织委派回到太原,在自己的母校发起成立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6月,赴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第二次年会,就学会的宗旨、主义及政治活动展开一场论争。原定6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因故推迟至7月,少年中国学会一结束,高君宇又来到上海,会见共产国际代表和上海党组织部分成员,为李大钊带回一封张国焘汇报会议筹备情况的信件。

党的“一大”之后,中共北京地方工作委员会在北大红楼正式成立,李大钊任书记,高君宇任宣传委员。1922年1月,高君宇作为中共代表,远赴苏俄伊尔库茨克和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对红色苏俄的政治与经济状况进行了考察,并对朝鲜、日本、蒙古、印度等国开展革命运动的情况进行了解,开阔了政治视野。4月下旬,赴上海筹备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5月,会议在广州召开,高君宇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分管《先驱》编辑工作。7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高君宇作为12名代表之一出席会议,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8月,根据共产国际指示,李大钊、陈独秀、高君宇等中国共产党负责人先期加入国民党,开启了第一次国共合作。9月,与蔡和森等共同创办《向导》周刊,以笔为刀枪,宣传主张,唤醒民众。为此,高君宇常常废寝忘食、殚精竭虑,咯血病时有复发。

1923年6月,高君宇赴广州出席党的“三大”,鼎力支持广大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民主革命联盟。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基本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北洋军阀政府太恐惧这两股力量的联合,开始策划逮捕革命党人,李大钊、高君宇等均上了黑名单。内线将消息传到李大钊那里,李大钊赶紧通知高君宇离京避难,回山西建立党组织,筹划山西的国共合作。在太原完成工作使命之后,高君宇回到阔别多年的峰岭底村,说服“妻子”离婚,结束了那场令他痛苦和悲怨的婚姻,并将此事写信告知石评梅。

评梅是高君宇在省立一中读中学时语文老师石鼎臣的女儿,山西平定人,1920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在一次同乡会上,两人得以相识,并相互倾慕。慢慢地相恋了,但石评梅得知高君宇结过婚时,顿时变得郁郁寡欢,因为她的初恋就曾遇见一位隐瞒了为夫为父身份的男子,不愿让自己尚在流血的心再次遭受伤害。当高君宇敞开心扉将一片红叶题诗“满山秋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用白纸包好寄给她时,她犹豫了,退缩了,在红叶反面写了一句“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鲜红的叶儿”,又用那张白纸包好,寄还给了高君宇。爱情之火一旦燃烧就难以熄灭。两人继续保持书信来往,在其中一封信里石评梅谈及:君已是有家室之人,如果我答应君的求爱,岂非会落个破坏他人家庭幸福的罪名。高君宇复信详述了自己所谓有过的婚姻完全是一段无奈的婚姻。石评梅依然无法释怀,她还是在信中强忍着欲爱不能的痛苦劝慰高君宇不要离婚。这次,婚总算离了,高君宇和石评梅的爱情之间不再有山川阻隔。

回到北京不久,高君宇被中共中央派往广州协助孙中山工作,并且深得孙中山器重。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924年11月,高君宇作为随从人员陪同孙中山乘船行经香港,抵达上海,再绕道日本,从天津入京。在上海,高君宇面见陈独秀之后,奉命辞别孙中山,回到北京组织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


一路劳顿,使高君宇的咯血病又一次复发,而且一连数日咯血不止,不得不住院治疗。病情稍有好转,高君宇就急切地要求出院。出院那天,石评梅早早来到医院。高君宇翻出一张照片递给她说:“我在病榻上作了一首诗,已题写在这张照片的背后,送给你作个纪念吧。”照片是高君宇的头像,背面写着:

我是宝剑,
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石评梅心中突然涌起一种不祥预感,她知道,此时的高君宇已经病入膏肓,成为一匹垂死的战马。
 
刚刚出院,他又赶往上海出席党的“四大”。回到北京,听闻孙中山辗转入京后被确诊为肝癌住进协和医院治疗,高君宇感觉自己的身体又开始微微不适。石评梅正好来看望,让他放下手头工作,陪他去陶然亭走走,果然身心轻松了许多。陶然亭是他俩经常聚会的地方,他俩都很喜欢这里的幽雅静谧。

1925年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大学开幕。2日下午,已经极度羸弱的高君宇忽然感到腹部疼痛,但他没有吱声,依然咬牙坚持着参会。直至4日,疼痛再也无法忍受,才被送往协和医院,诊断为急性盲肠炎。5日凌晨,年仅29岁的高君宇英年早逝。北京追悼会之后,参加追悼的太原代表又将所有挽联带回太原,举行了第二次追悼。李大钊赞其“建党初期理论家,高公健笔人人夸”。

3月12日,隔了一周,孙中山也在这家医院与世长辞,可以算是两个人生命河流继太原初见、广州共事之后第三次永恒的交汇。

 
高君宇的遗体被安葬在陶然亭湖畔,墓碑造型如一柄直刺苍穹的宝剑。石评梅含泪将高君宇交付的自题诗刊刻在墓碑侧面,成为写照其人生的墓志铭。三年后,26岁的石评梅也静静离开了人世,朋友们将她安葬在高君宇墓旁,同样耸起一座状如宝剑的墓碑。正可谓:陶亭劲举鸳鸯剑,天地悠传高石恋。

丙申夏日,我第一次推开峰岭底村高君宇故居纪念馆的木门,直入眼帘的是耸立在院子中央的一尊高君宇塑像,温文儒雅而不失刚毅果敢。通体黑色的他,颈系围巾,一袭长衫,左手紧握书卷,右脚向前迈动,似乎裹挟着风雨,无法停下疾行的脚步。


 
2016-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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