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读经
文/ 叶水涛（江苏省教育学会副会长）
“每天8小时读经，连续10年，背诵几十万字……自10年前‘国学热’兴起，原本是出于对现代教育体制的反思与逃离而兴起的儿童读经运动，逐渐背道而驰，走向另一种教条化和僵化。”（——见《三联生活周刊》第898期）读经内容的单一化、读经环境的封闭化、读经热潮的产业化，作者从这三个视角记述了“那些读经的孩子”，展示给我们的是孩子们的困惑与无奈，以及庄严背后的荒唐，神圣背后的利益驱动。
何为国学？这不能不让人深思。“国学”从其诞生之日起便伴随着争议。“国学”是一国所独有，别国所绝无的学问吗？是否每一国都有它们的国学？作为一种学问，“国学”的价值就在于这种纯之又纯的“独有”吗？1929年，何炳松先生发表《论所谓“国学”》一文，他认为“国学”概念有四大缺陷：一，来历不明；二，界限不清；三，违反现代科学的分析精神；四，以一团糟的态度对待本国学术。钱穆先生在他的名著《国学概论》中，开篇第一句话就说：“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中华文化有其民族特色和独特价值，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广泛吸取与融合了外来的文化，因此博大精深。以一种保守的态度，将中华文化宣称为“国学”似为欠妥。
“国学”，学什么？传统的所谓“国学”称之为“四部之学”，它包含经史子集四个部分。中华文化的主流为儒道释的融合，因此，“国学”不能狭隘地理解为儒学，偏于一端的“读经”，所学并非完整的“国学”；况且，传统的“经学”也不包括蒙学教材的《三字经》。提及“国学”便不能不提梁启超和胡适开列的国学《入门书目》，倘以此为标准，国内现有私塾与塾师恐怕没有能达到入门水平的，更遑论登堂入室了。程千帆先生回忆幼年私塾生活时说：“开蒙之初便不读《三字经》《龙文鞭影》《唐诗三百首》之类，老师说这些都是俗学。读的是《史记》《资治通鉴》。”“国学”以文字训诂为基础，文史哲融通，舍此便游谈无根。某名牌大学校长以热心倡导“国学”而名噪一时，却将 “七月流火”望文生义地解释为天气炎热。
为什么学“国学”？通行的看法是，中国以人文精神胜，西方以物质文明胜，当今世界物欲横流，中国传统文化是拯救人类堕落的良方，而“国学”是传统文化的精髓；此外，当下中国因市场经济而人心不古、道德滑坡，也亟需高张传统文化以正本清源。鲁迅先生当年说，未见“易经咒翻了潜水艇，论语感化了德国兵”；今天我们能靠微言大义、靠圣人之教启发良善以拯救世界？私欲是人性所固有，并非市场经济所带来。道德教化是亟需的，但不能走向“存天理，去人欲”。况且市场经济也带来了自由平等的意识与合作契约的意识。学校教育以立德树人为宗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它包含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与发展，是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而不是简单照搬，更不是念念有词的“读经”。
怎样学“国学”？“为往圣继绝学”是文化使命，但随时代变迁要与时俱进，具体内容要合于国家的教育方针，形式上要合于儿童发展心理，指导思想上要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认同”与“国际理解”是中小学生核心素养的两个重要方面，文化自卑与文化自大都不可取。回归传统文化绝不是近乎迷信的推崇，让孩子在封闭的环境里“读经”。于中小学生而言，人文精神与科学素养二者都不能或缺。科学的进步、物质条件的改善，不断地推动精神文明的发展。将精神与物质完全对立，这是片面的，也是有害的。沉迷于“国学”而死记硬背，离群索居而贬低科学知识，这种“国学”教学危害无穷。某些专家大可有自己的文化偏好与精神自恋，但当他们以“文化”“道德”“人性”的名义讨伐当下的“应试教育”，进而主张“尊孔读经”以拯救儿童，误导家长学生，走向反科学、反社会时，我们理应有所警觉。
卢梭在《爱弥尔》中说，问题不在于他学到的是什么样的知识，而在于他所学的知识要有用处。他还说：问题不在于教他各种学问，而在于培养他有爱好学问的兴趣，而且在这种兴趣充分成长起来的时候，教他研究学问的方法。封闭环境的“读经”与学校“国学”教学中的死记硬背，只能造成学生思想水平与社会化程度的降低，无助于学生文化素养的提高。
叶澜教授认为，基础教育的使命可以概括为“三底”：“底线”“底色”和“底蕴”。一是“底线”，学生要懂得且遵循做人做事必须有的准则，即道德和良知；二是“底色”，即学生要有健康的身体和心理品质，生命的底色是明亮温暖、充满阳光、有自信有活力的；三是“底蕴”，即学生要借助所学的文化知识，形成学习能力、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这三条或可视为“国学”和“读经”的基本准则。
——本文刊登于《华夏教师》杂志2016年第9期，版权所有，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