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第18回描写了元春作为贵妃省亲时的仪仗。其中，有一种仪仗叫做“曲柄七凤金黄伞”：
少时便来了十来对，方闻得隐隐细乐之声。一对对龙旌凤翣，雉羽夔头，又有销金提炉焚着御香；然后一把曲柄七凤金黄伞过来，便是冠袍带履。又有值事太监捧着香珠、绣帕、漱盂、拂尘等类。一队队过完，后面方是八个太监抬着一顶金顶金黄绣凤版舆，缓缓行来。
熟悉清史的读者都应该很清楚，这把“曲柄七凤金黄伞”恰好可以证明《红楼梦》的成书绝对不早于乾隆初年。因为在乾隆初年之前，清代皇贵妃、贵妃的仪仗使用的都是红缎七凤曲柄伞。正是在乾隆初年，皇贵妃、贵妃原来使用的红缎七凤曲柄伞，被改成了金黄色的七凤曲柄伞！
据《清史稿》：
清自太宗天聪六年定仪仗之制，凡国中往来，御前旗三对，伞二柄，校尉六人，其制甚简。自天聪十年改元崇德，始定御仗数目及品官仪从。迨世祖入关定鼎，参稽往制，量加增饰。原定皇帝仪卫有大驾卤簿、行驾仪仗、行幸仪仗之别，乾隆十三年，复就原定器数增改釐订，遂更大驾卤簿为法驾卤簿，行驾仪仗为銮驾卤簿，行幸仪仗为骑驾卤簿。三者合，则为大驾卤簿。而凡皇后仪驾、妃嫔仪仗采仗以及亲王以下仪卫，均视原定加详。兹依乾隆朝所定者标目，而以原定器数及崇德初年所定者附见于后。
……
皇贵妃仪仗，吾仗四，立瓜四，卧瓜四。赤、黑素旗各二，金黄色凤旗二，赤、黑凤旗各二。金黄、赤、黑三色素扇各二，赤、黑鸾凤扇各二，赤、黑瑞草伞各二，明黄、赤、黑三色花伞各二。金节二。拂二，金香炉、香盒、盥盘、盂各一，金瓶二，金椅一，金方几一。七凤明黄曲柄盖一。翟舆一乘，仪舆一乘，翟车一乘。（原定皇贵妃仪仗，红、黑凤旗各二，金节二，吾仗二，立瓜二，卧瓜二。红曲柄七凤伞一，红直柄花伞二，红直柄瑞草伞二，红方伞二，金黄素扇二，红绣扇二。拂二，金香炉一，金瓶二，金香盒一，金唾壶一，金盆一，马杌一，交椅一，脚踏一。贵妃仪仗同。）
贵妃仪仗，吾仗二，立瓜二，卧瓜二。赤、黑素旗各二，赤、黑凤旗各二，金黄、赤、黑三色素扇各二，赤、黑鸾凤扇各二，赤、黑瑞草伞各二，金黄、赤、黑三色花伞各二。金节二。拂二，金香炉、香盒、盥盘、盂各一，金瓶二，金椅一，金方几一。七凤金黄曲柄盖一。翟舆一乘，仪舆一乘，仪车一乘。
根据以上记载可知，顺治初年，清廷制订的礼制乃是，皇贵妃、贵妃均使用“红曲柄七凤伞”。而到了乾隆十三年，清廷修订礼制，改为皇贵妃使用“七凤明黄曲柄盖”、贵妃使用“七凤金黄曲柄盖”（按，实际上是乾隆十年、乾隆十四年清廷两次修改礼制，并非乾隆十三年一次性改成，《清史稿》的记载略有瑕疵，理由稍后再说）。《红楼梦》中元春使用“曲柄七凤金黄伞”，很显然是取材于乾隆修订礼制以后贵妃使用“七凤金黄曲柄盖”的生活实际，而与乾隆修订礼制之前皇贵妃、贵妃均使用“红曲柄七凤伞”的情况明显不符。因此，《红楼梦》的写成时间自然不可能早于乾隆初年！
不过，民族主义索隐派分子吴雪松（又名护珠塔主、九峰真人），却试图否认这段历史。此人在《清世祖实录》的顺治八年部分中找到一段记载，企图说明早在顺治年间就有贵妃可以使用“曲柄七凤金黄伞”的规定：
○定皇太后仪仗、及皇妃仪仗制、皇太后仪仗黄缎绣九凤曲柄伞一。黄缎宝相花伞四。红瑞草伞二。红素方伞二。销金九凤蓝伞二。青伞二。绣龙凤黄扇二。金黄素扇二。绣龙凤红扇二。绣鸾凤雉尾红扇二。吾仗四。卧瓜四立瓜四。红旗二。黄旗二。青旗二。蓝旗二。俱用缎销金龙凤文。金节一对。用黄纱绣龙凤文。黄轿一。黄车二。金马杌一。金交椅一。脚踏一。金唾盂一。金壶一。金水礶一。金香罏二。拂子二。金面盆一。金香盒二。用红油销金彩画凤底八角盘八面承之。四角桌八张。举香罏红油竿二根。两头俱刻凤文。皇妃仪仗、黄缎绣七凤曲柄伞一。黄缎宝相花伞二。红瑞草伞二。红方伞二。金黄素扇二绣凤雉尾红扇二吾仗二卧瓜二。立瓜二。销金凤文红旗二。青旗二。马杌一。交椅一。脚踏一。俱用起花金叶裹钉金唾盂一。金壶一。金水礶一。金面盆一。金香罏一。金香盒一。用红油销金彩画八角盘六面架六个承之。拂子二节一对。黄轿一车一四角用翟鸟金顶又诸妃仪仗、黄缎绣五。凤曲柄伞一。素黄缎伞二。红瑞草伞二。金黄素扇二。吾仗二。销金凤文青旗二。卧瓜二。立瓜二。黄轿一。车一。四角用翟鸟镀金顶马杌一。交椅一。脚踏一。俱用起花贴金银叶裹钉。金唾盂一。金面盆一。金壶一。金罏一。金香盒一。用红油销金彩画八角盘、六面架六个承之。金水礶一。拂子二。节一对。
在吴雪松看来，《清世祖实录》中提到的“黄缎绣七凤曲柄伞”，似乎就是《红楼梦》中元春所使用的“曲柄七凤金黄伞”。此人连“黄”色与“金黄”色究竟有何重大差别也不管不顾了，径直据此将元春臆想成顺治年间的某个皇妃。然而，对于诸如此类的论调，笔者只能说明这些民族主义索隐派分子实在是高兴得太早了！因为多种史料均证实，《清世祖实录》中的这句“黄缎绣七凤曲柄伞”，不过是一个孤立的讹误的而已，其正确写法恰是“红缎绣七凤曲柄伞”！从顺治初年起，直到乾隆修订礼制之前，皇贵妃、贵妃根本就没资格使用元春那种“曲柄七凤金黄伞”！
首先，我们来看看《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中的相关记载。该书对于从顺治初年到乾隆十四年，皇贵妃、贵妃仪仗的礼制沿革，有着十分详细的记述。对于顺治初年定制后的皇贵妃、贵妃仪仗，该书的记载如下：
皇贵妃仪仗，红、黑云段销金凤旗四，金节二，吾仗、立瓜二、卧瓜各二，红段七凤曲柄繖，红段宝相花繖二，红段瑞草繖二，红段方草繖二，红段绣扇二，金黄段素扇二，拂尘二，金炉一，金瓶二，金香合一，金水盂一，金盆一，金髤马杌一，交倚一，足踏一。翟轿一面，阔三尺，深四尺，高四尺七寸。顶阔三尺七寸，深四尺八寸，高五寸六分。重顶六方，每方阔一尺四寸，高五寸五分，均髤金黄彩绘云龙翟鸟，装颜各色宝石、金黄绫销金翟鸟。沥水二层，辕二，各长一丈五尺二寸。前后横竿二，各长六尺一寸五分。分肩竿四，各长四尺七寸五分。撑竿二，长二尺一寸三分，均朱髤。轿顶饰金翟鸟十、纯素金顶、抹金铜什件全，金黄布窗，衣油紬雨衣各一。翟车一，阔三尺，深四尺七寸，柱高三尺三寸五分，顶阔三尺九分，深五尺六寸，高一尺二寸，辕长一丈六尺六寸，轮高四尺八寸，皆施金黄色。金黄云段车帷，帷重檐沥水，红紬裹素金顶，抹金铜什件全。黄金布窗，衣油紬雨衣。黄毡顶各一。贵妃仪仗与皇贵妃同。
而根据《钦定大清会典则例》的记载，到了乾隆十年，乾隆皇帝特意下旨，将皇贵妃、贵妃所用的“红段七凤曲柄繖”，改成了金黄色的七凤曲柄繖：
乾隆十年，谕：“嗣后皇贵妃、贵妃仪仗内，红段曲柄繖著改用金黄色，妃嫔仪仗内，增用红缎曲柄伞一柄。钦此。”
到乾隆十四年，清廷再次修订礼制。将皇贵妃所用的“金黄色七凤曲柄繖”，改成了明黄色：
皇贵妃仪仗内……改金黄曲柄繖为明黄色。
查字典可知，“繖”字同“伞”字：
繖
sǎn ㄙㄢˇ
◎ 同“伞”。
◎ 挡雨或遮太阳的用具，可张可收：雨～。旱～。
◎ 像伞的东西：降落～。～形花序。
顺治初年皇贵妃、贵妃所用的“红段七凤曲柄繖”，也就是“红缎七凤曲柄伞”。乾隆十年第一次改制后，皇贵妃、贵妃所用的“金黄色七凤曲柄繖”，也就是“金黄七凤曲柄伞”。乾隆十四年以后，贵妃仍然使用“金黄七凤曲柄伞”，而皇贵妃的仪仗则升级为“明黄七凤曲柄伞”。这就跟《清史稿》中记载的顺治年间皇贵妃、贵妃原定使用“红曲柄七凤伞”，乾隆改制后，皇贵妃使用“七凤明黄曲柄盖”、贵妃使用“七凤金黄曲柄盖”的情形，很好地吻合了起来。唯一的区别仅仅在于，《清史稿》只是把乾隆分两步走的改制，粗略地记为一步，时间也略有出入，错记在了乾隆十三年。而《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则将乾隆十年、乾隆十四年的两步走改制过程，给详详细细、原原本本地记录了下来！
按，《清实录》与《清会典》都是清朝皇帝钦定的官书。但《清实录》只是一般性地记载跟皇帝有关的史料。而《清会典》恰恰侧重于礼制方面的内容。《清世祖实录》中说顺治给皇贵妃、贵妃的仪仗定制是“黄缎绣七凤曲柄伞”，而《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则明确记载顺治给皇贵妃、贵妃的仪仗定制乃是“红段七凤曲柄繖”。两相比较，在这个问题上，当然是专业性更高的《钦定大清会典则例》更具权威，这是毋庸置疑的！
其二，除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之外，陈梦雷《明伦汇编·宫闱典·妃嫔部》也记载了顺治、康熙年间皇贵妃、贵妃使用的乃是“红段七凤曲柄伞”：
皇贵妃仪仗
凤旗二对红黑云段为质上描金凤各一长四尺五寸阔五尺四寸红油熏竹竿长一丈四尺六寸间缠以藤下钉铁箍上安贴金铜顶饰以红缨金节一对朱红攒竹竿长一丈一尺二寸五分下钉铁箍上安贴金铜鹅项钩携铜索天盘下系红线圆间挂红缨球八个各罩绿皮帽四角缀贴金铜铃外用红素纱绣五色彩凤为衣笼之
吾杖一对朱红油攒竹为之长七尺两末贴金铜箍沥粉贴金云二段立瓜一对朱红攒竹柄长五尺二寸五分贴金铜箍刻木为瓜立置其首承以贴金龙头瓜及龙头长一尺六寸九分
卧瓜一对与立瓜制同但瓜卧置其首共长七尺四分
红段七凤曲柄伞一把顶径五尺冒以红段绣云文垂三檐上下檐各绣彩凤二中檐绣彩凤三带二条风衣二件俱绣云文伞骨三十二根铁竹相间朱红攒竹柄长一丈一尺间缠以藤柄曲处用铁心贴金龙头承伞
红段宝相花伞二把冒以红段顶绣云文垂三檐各绣宝相花直柄长一丈五寸余制同曲柄伞
红段瑞草伞二把冒以红段垂三檐各绣瑞草余制同宝相花伞
红段方伞二把顶方五尺冒以红素段余制同圆伞
红段绣扇二把高二尺三寸阔一尺九寸红段面中绣彩凤白段边绣雉尾青段背销金火焰夹口贴青绿片金六块黑油合竹柄长一丈七寸五分下钉黄铜箍
金黄段素扇二把高二尺三寸阔二尺三寸五分面背皆金黄素段朱红合竹柄长一丈五寸五分余制同红绣扇
拂子一对用红马尾为之泥金桦木柄长二尺六寸两末钉钑金翟鸟头尾
金炉一个以朱红漆竿举之两末雕贴金翟鸟头尾竿首钉镀金钩
金瓶一对
金香盒一个
金唾壶一个
金盆一面已上俱金质钑翟鸟花草云文马杌一座高一尺四寸五分方一尺八寸五分面厚一寸三分木质朱漆钑花镀金铜叶装钉
交椅一把木质扫金罩漆穿以金黄线匾四垂金黄线流苏金黄色金绮褡裆
脚踏一个木质扫金罩漆金黄色金绮踏褥
翟轿一乘面阔二尺九寸进深四尺高四尺六寸顶阔三尺五寸进深四尺六寸五分高六寸顶楼六瓣每瓣阔一尺四寸高五寸五分俱施金黄油彩画云龙翟鸟妆颜五色宝石金黄绫衣上销金翟鸟沥水二层直竿二根各长一丈五尺二寸横竿二根各长六尺一寸五分肩扛四根各长四尺七寸五分撑竿二根各长二尺一寸三分俱朱漆轿顶饰金翟鸟十纯素金顶镀金铜事件全
金黄布幰衣油绸雨衣各一件
翟车一乘身阔三尺一寸进深四尺七寸柱高三尺三寸五分顶阔四尺五分进深五尺六寸
高一尺二寸辕长一丈六尺二寸轮高四尺八寸俱施金黄油金黄云段车衣重檐沥水红绸里纯素金顶镀金铜事件全金黄布幰衣油绸雨衣金黄毡顶各一件
贵妃仪仗与皇贵妃同
陈梦雷《明伦汇编·宫闱典·妃嫔部》不仅提到了“红段七凤曲柄伞”这个名称，还具体说该伞“以红段绣云文垂三檐上”。这就完全可以排除在颜色上发生笔误的可能。相比之下，《清世祖实录》中的“黄缎绣七凤曲柄伞”，则根本不能排除是“红缎绣七凤曲柄伞”的笔误！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跟《清世祖实录》同属于《清实录》序列的《清高宗实录》，也记载了乾隆十年，乾隆皇帝下旨，将皇贵妃、贵妃使用的“红缎曲柄伞”改为金黄色一事：
○谕、嗣后皇贵妃贵妃仪仗内。红缎曲柄伞。著改用金黄色。妃嫔仪仗内。著添用红缎曲柄伞一柄。
《清高宗实录》的这条记载不仅完全证实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所记的真实性，也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顺治年间根本就不存在皇贵妃、贵妃使用“黄缎绣七凤曲柄伞”的情况——从顺治初年到乾隆十年，皇贵妃、贵妃使用七凤曲柄伞一直都是红色的，直到乾隆十年，才改为金黄色。《清世祖实录》中的所谓“黄缎绣七凤曲柄伞”，不过是“红缎绣七凤曲柄伞”的讹误罢了！
其实，退一万步说，即便《清世祖实录》中的所谓“黄缎绣七凤曲柄伞”不是讹误。“黄缎绣”之“黄”色，与元春“曲柄七凤金黄伞”之“金黄”色，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颜色，绝不能混为一谈！道理很简单，如果清廷也像吴雪松这号民族主义索隐派一样，“黄”与“金黄”不分，到乾隆十四年，清廷还用得着把皇贵妃的七凤曲柄伞由“金黄色”改为“明黄色”，以示区别么？所以，不管《清世祖实录》中的所谓“黄缎绣七凤曲柄伞”是不是讹误，都丝毫不能说明顺治年间就存在元春那种“曲柄七凤金黄伞”。后者是直到乾隆十年，皇贵妃、贵妃才可以使用的！到乾隆十四年以后，就专属于贵妃所有了！
最后，顺便说一句，民族主义索隐派分子吴雪松除了拿《清世祖实录》中的讹误来说事以外，还在“伞”字与“盖”字上做文章，硬说贵妃仪仗中的“伞”与“盖”是两种东西，甚至一口咬定说：“乾隆十三年以前，都是用伞，而不是盖，盖与伞是两码事，我不要多解释……从乾隆十三年开始，七凤曲柄金黄色伞皇妃仗仪制度废除，推行的是曲柄盖。”而事实真相如何？且看《康熙字典》对于“繖”字的释义，早就证明贵妃仪仗中的“伞”与“盖”就是同一种物件了：
【未集中】【糸字部】繖 ·康熙笔画：18 ·部外笔画：12
《广韵》《韵会》苏旱切《集韵》颡旱切《正韵》苏𥳑切，𠀤音散。《说文·新附字》盖也。《广韵》繖，丝绫。今作繖，盖字。《史记·五帝纪》舜乃以两笠自扞而下去。《注》皇甫谧云：两繖，繖笠类。《晋书·王雅传》遇雨，请以繖入。 又《广韵》苏旰切《集韵》先旰切《正韵》先谏切，𠀤音散。义同。 《类篇》亦作𠍘伞。《集韵》或作𢄻。[
“繖”字，既被解释为“伞”，又被解释为“盖”。足见，贵妃仪仗中的“伞”、“繖”、“盖”就是同一种事物。《清史稿》中的“七凤金黄曲柄盖”，就是《清高宗实录》中的“金黄色七凤曲柄伞”，就是《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中的“金黄色七凤曲柄繖”！三者皆与元春的“曲柄七凤金黄伞”完美对映！民族主义索隐派分子吴雪松强行拿《清世祖实录》中的讹误来说事，在“伞”字与“盖”字上胡搅蛮缠，正好证明他为了否认《红楼梦》成书于乾隆初年的史实真相，已经到了强词夺理、混淆是非的地步！
结论：通过《钦定大清会典则例》、《明伦汇编·宫闱典·妃嫔部》、《清高宗实录》的相互映证，我们可以确切知道：1、顺治初年，清廷制订的礼制乃是皇贵妃、贵妃均使用红缎七凤曲柄伞。2、乾隆十年，乾隆皇帝下旨，将皇贵妃、贵妃所使用的红缎七凤曲柄伞，改为金黄色七凤曲柄伞。3、乾隆十四年，清廷又将皇贵妃所使用的金黄色七凤曲柄伞，改为明黄色七凤曲柄伞，但贵妃依然使用金黄色七凤曲柄伞。《红楼梦》中元春使用“曲柄七凤金黄伞”，与乾隆十年之后皇贵妃、贵妃仪仗的礼制规定完全吻合。不管元春被作者设定为贵妃，还是皇贵妃，这段故事必然是取材自乾隆十年之后的生活实际（如果是皇贵妃，则只能是取材自乾隆十年至乾隆十四年这个时间段内）！也就是说，这个例子已经证明，《红楼梦》的成书绝对不可能早于乾隆十年！至于民族主义索隐派分子吴雪松拿来混淆视听的所谓“黄缎绣七凤曲柄伞”，充其量不过是乾隆四年版《清世祖实录》中的又一个讹误罢了。正如是乾隆四年版《清世祖实录》有一处将“时宪历”笔误成“时宪书”一样，所谓“黄缎绣七凤曲柄伞”亦不过是“红缎绣七凤曲柄伞”的笔误而已。而这样一种孤立的笔误根本就不能用来当作否认《红楼梦》成书真相的所谓“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