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成都，十九年了。有时我也惊讶，竟然十九年了。而故乡南充留住我的时间，也不过十九年。
记得读中师三年级那年，我在《全国中学优秀作文选》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散文《19岁，通向讲台的路》。我以为19岁要去当个小学语文老师，结果一封大学保送录取通知书把我送到了成都。
那时成达铁路还未开通，成南高速公路还未开工。亲人带我赶了八个多小时的中巴车，一路颠簸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从此，我和成都牢牢地捆绑在一起。这是我和成都的一个神秘的默契。
至今，我还记得1998年第一次去杜甫草堂的情景：秋风像个魔术师，一瞬间就把白云变成黑云。丝线般的雨，一针一线把石板缝得密密麻麻，也把每一寸花草绣得锃亮。在杜甫故居前，我不再担心秋风，会把茅屋第二次刮破。因为阳光只是暂时囚禁于袖口，仿佛天空一挥手，就能把晴朗和温暖释放出来。
不由自主地爱上草堂。
这是我和草堂的一段神奇的缘分。
要是在春天，鲜花随时都在指路，带我抵达草堂的每个诗意角落。尤其是盛夏，来这里避暑，别有一番闹中取静的惬意。而在秋天、冬天，满地红叶与白雪，是我用之不竭的意境。于是一年四季，这里像块磁铁，把我牢牢吸住。要么独步茅屋，要么群游江村，要么就在大雅堂杜甫塑像下发发呆。
尤其是2014年恢复诗歌创作以来。几乎每个周末，我都要来草堂，用新鲜的词语写生，用陌生的诗句去描绘我心中的草堂国画。一开始，我想延续《金沙物语》的路，写一本《草堂物语》。因为草堂2001年发掘唐代遗址文物，作为当时的文化记者，我每天都会来此报到、报道。那些极具乡土气息的文物，不仅能让我触摸到杜甫在唐朝手持的余温，也很容易带我回到童年的乡村记忆里。
面对围棋子，“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杜甫《江村》这个句子，冲击着我的脑电波，立即孵化出了我的新诗句：“它一落地，便不再关心浣花溪水/抱着茅屋抵达何方。杜甫手持的余温/已深埋两米之下//泥土里到底还有多少诗歌/没有挖掘出来？”
面对瓷碗，“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杜甫《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这句古诗，又给我的想象力插上翅膀，“不要去碗里扫雪惊醒在枝头做梦的鸟/提前飞舞的蜡梅已在风中/稳住了身子。一阵暗香，足够/擦亮我们共同的异乡”。
看着面目沧桑的双耳壶，我联想去年清明节陪父亲回乡扫墓，发现故乡大片土地因为乡里人外出打工而荒芜，我的手指冰凉，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如今，一大片土地丧失了生育能力/我努力种下去的乡愁/也是一大片。”
除了《故乡愁》章节提及的三件文物，《丹青引》章节，我更试图在杜甫诗句里来回奔跑出自己挥之不去的乡愁。而在茅屋、柴门、花径、水槛、水竹居、工部祠、大雅堂、一览亭、唐亭台，这些草堂景点，我情不自禁会走神，从杜甫的诗句中返回唐朝，分不清自己和杜甫。更多时候，我用的语言是马鸣、鸟语和万物之言，不局限于《金沙物语》单纯让文物开口说话。“要是和浣花溪的流水一起长吟/你的《江亭》和《野望》，水边芳草/会抬头逼近蓝天，逼近你的长吁短叹//逼近一个相隔千年的憔悴身影/即使人在天涯，一把咫尺可量/萧萧落花的随意。”在《春风扫》章节，很多是我在草堂行吟的影子，比如在唐亭台，踏上古砖，读杜甫的诗，读他远去的身影，我用的语言就是马鸣。
在诗歌回暖的今天，很多人一定忘不了，新诗百年路上很多诗歌和人都一度严重生病，远离了大众审美。以至于曾经，要是有人说你是诗人，多半是骂人，很多诗人背负着生存和误解两种压力，退出了诗歌圈，成为诗歌逃兵。
行走在草堂，重读杜甫诗歌，我这两年逐渐发现：从另一个角度说，杜甫的诗歌还是一服稀世中药，不仅给唐朝病危的江山治病，也给我这个曾经在生存的哲学里跌打损伤的诗歌逃兵治好了病。这种心境，我在《鲜花饿》章节里，写了《梨花才学会飞行》《迷路的花》《失眠的花》《怀孕的花》《步步惊心的花》《在花朵里苦修佳句》，人所经历的喜怒哀乐各种表情、跌宕起伏各种状态，都在花的世界以我的情感思维呈现。
草堂茅屋，承载的不仅是中国乡村几代人的记忆，也是千年中国诗人的精神故乡。在定居成都十九年后，我写出了《草堂物语》。我试着沿着诗歌语言的方向还乡。很多时候，我在诗歌的韵脚里与杜甫劈头相遇，跟踪他在唐朝的踪迹史，一幅幅杜甫肖像历历在目，是我用新诗和他的古诗聊聊内心起伏的变换。所以，《草堂物语》写完不久，我就几乎同时写完了长达2000多行的杜甫诗传《秋风破》。
这是我和杜甫的一种纸上神交。
下一个十九年，我们不在诗里相遇，就在草堂茅屋相见。因为草堂茅屋，是我永远的精神故乡。
作者单位：成都商报社
西安晚报> 2017年01月04日 > 版次：
<10> 文化新闻·终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