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本分的法官刘世续阴差阳错、莫名其妙地被受贿了，一向心直的他终于走上了不归路。风气混乱的社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想独善其身该有多么难，人与人的距离又该有多么远！
出 轨
祖先海
一
生活中的好多事情，都是事儿赶事儿赶到那儿的，看似是巧合，其实是宿命。发生在法官刘世续身上的事儿，就是如此。本来，这件事跟他半毛钱关系也没有，就因为他为人热心，这事就跟他关联上了。当然了，一年前他要不是作为优秀法官调到诉讼服务中心来锻炼，即便他再怎么热心，也不会遇到这件事。因为诉讼服务中心是法院的窗口单位。
这天上午快接近中午时分，当事人马鼎盛来到诉讼服务中心大厅，诉讼服务中心大厅有很多窗口，马鼎盛当时的位置离刘世续所在的窗口很近，但不知为什么，他没有冲刘世续的窗口去，而是直奔他的同事王一梅的窗口去了。王一梅是那种长得不算漂亮但非常有滋味的女人，男人一般都非常喜欢接近她。这一点，从她平时接待的业务量就能看得出来，只要那天男当事人多，她的窗口就从不断人流。当然了，除了长相有亲和力以外，王一梅同志平时的态度也是可亲的。
但这一天王一梅的态度一点也不可亲。打早上一上班，那种类似谁欠她钱不还的表情就挂在脸上。也难怪，她刚刚经历了竞岗失败的打击，正痛苦着呢。刘世续其实和她一样，也刚刚经历了竞岗失败的打击，但他之前有三次失败的经历，疲了，所以他撂了一天的挑子以后，就缓过来了，来自基因深处的热心肠基本上又恢复了原形。他觉得人家当事人又没有得罪你，你怎么能拿人家当事人出气，耍态度呢？因此，他还是像以前那样客客气气地接待来访者。但王一梅不同，她是第一次，这跟做人流一样，第一次总是很痛的，所以还没有缓过来，此时正烦着，性格中急躁的一面就像汽油碰到了火星子一样，不点自燃。看到这样的脸色，稍微识一点趣的人都会躲开她，谁也不想因为办事找别扭。那天，好多当事人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不知道老马为何没长眼眉？后来有人分析，可能与老马厚厚的眼镜片有关，他没看清王一梅的表情，以为女人心细、温情，就过去了。偏偏老马又不是那种讨人喜欢的中年有点偏老的男人，一脸的苦相，邋遢的衣着还打着卷儿，看不清颜色的衬衣外露着，脚下的皮鞋满是污渍，早已变形，整个一个糟老头子的形象。特别膈应的是，周身还散发着一种说不清什么味道的气味。而王一梅又是一个特别爱干净的人，甚至干净到有点洁癖的程度。平时遇到这样的当事人，王一梅表面不膈应，心里早已膈应得不行，只不过她忍着。这从她那不经意的小表情就能看出来。每当这样的当事人走近她的窗口时，她总是下意识地用手在鼻翼前轻轻地扇一扇。但今天她忍不住了，她简单地翻了一下老马递过来的材料，还没看清怎么回事，就将老马递进来的材料递了回去。“到中院上诉去。”她不耐烦地丢给老马一句，目光连看老马一眼都省略了。
老马申辩说：“我去了，中院让我上高院来。”老马这话如同撞到海绵上，没有回音。王一梅别过脸，权当眼前没他这个人似的，目光空洞地看着一个地方。可老马不识相，以为王一梅没听见，又重复了一遍。王一梅不耐烦地白了他一眼说：“听得懂人话吗？”
这话老马听明白了，不干了，嚷道：“你什么态度！”
“我就这态度。”王一梅一脸不屑的样子，表情充满了鄙夷。
“你、你们领、领导呢，我找你们领导。”老马气得语不成句。
“爱找谁找谁。”
老马脸气得煞白，他站在空旷的大厅里无助地环视了一圈，最后与刘世续的目光相遇了。说不清是第几感觉，刹那间，老马觉得刘世续应该像个领导。这不能不说是刘世续的尴尬。过了四十以后，刘世续经常遇到这样的尴尬。和朋友聚会，朋友向不熟悉他的人介绍，不再直呼其名，而是含糊地给他封个官称，譬如刘主任、刘处、刘庭什么的。外出参会，举办方也在通讯录上含糊地给他封个官称，搞得刘世续很不好意思。好像他这个岁数又满脸沧桑的样子，应该混个一官半职似的。好长时间，刘世续不知道这是一种尊重还是一种鞭策，抑或是一种嘲弄。后来，他想通了，那些抬举他的人不是为了抬他，而是为了抬自己，瞧，我交的朋友或我邀的人多有档次。这样一想，刘世续就不申辩了，随他们怎么叫吧。或许是惯性使然，当老马问他是不是领导时，刘世续没有给予正面肯定或否定，而真像一个领导那样安慰老马别着急。这时，旁边的同事也跟着敲铲子，说，这是我们刘庭长。按说这话对刚刚竞岗失败的刘世续有一定的刺激，他也想纠正，但一想，当着当事人的面就别纠正了。平时他们就这样给当事人演戏，遇到闹访的，吵着要见领导的，他们一般就推出来一个人，说是领导。大多数情况下就这么蒙混过去了。当事人傻乐，领导觉得他们敢于担当，矛盾不上交。挺好。
老马一听是庭长，就像在外受了委屈的孩子见到大人那样，开始仗着势子痛骂王一梅。刘世续一边安慰老马，一边煞有介事地说回头批评她。然后接过老马手中的材料，认真地翻看起来，不消几眼，刘世续就看明白了，老马一审败诉了，但他过了上诉期限，不能上诉，只能走申诉程序。于是，他对老马说：“你把材料留下，我们研究后给你回话。”老马说行，然后按要求留下联系电话就走了。
如果换一个人，责任心没有那么强的话，软拖老马几天，然后说这个案子过了法定上诉期限，没法解决，也就把老马打发了。事情如果朝这个方向发展，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悲剧发生。问题是，生活中的好多事情不可能按“如果”的方向发展。接过老马的材料以后，刘世续认认真真地看了几天，他发现老马的案子输得多少有点冤。
二
说是老马的案子，其实是他女儿马静的案子。老马女儿马静是某大学的职工，马静刚结婚那会儿，正好赶上单位有一批公产房要卖，价钱虽然不便宜，但是比市场价还是要低一点，而且在面积上也没抠那么细，所以还是比较划算的。但这种划算只对单位的员工，不对外，换句话说，买这种房子有一定的人身属性在里面，不能简单地视为商品房买卖。当初买房时，马静没有钱，老马虽然有点儿，但也没有那么多。可这种带有福利性质的房子又不能作价卖给别人从中赚取差价。没办法，马静只好让未婚夫刘福生找他父亲。可是刘福生父亲是工薪阶层，也没有那么多钱，但这种明显便宜的房子又不能不买。刘福生父母合计来合计去，决定把自己住的一处稍大一点的房子卖掉，买一个小的自己住，剩下的钱和老马的钱伙在一块儿，买了这房子。房产证上的名字当然写的是马静，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的房产证上只能写一个人的名字，而这房子原本是马静单位的，又带有某种福利性质出售的，所以只能写马静。对此，刘福生和他的父母也未置可否，甚至一点意见都没有。在他们看来，都是一家人，写谁的名无所谓。
可如今世事就是这么难料，正如微信朋友圈里有一个微信写的那样：飞机飞着飞着就丢了，哥们儿喝着喝着就没了，朋友走着走着就散了，夫妻过着过着就离了……马静和刘福生还没到七年之痒就过不下去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过不下去。过不下去的标志，也不吵，就是不在一块儿睡。不是马静不愿意跟刘福生在一块儿睡，而是刘福生不愿意跟马静一块儿睡。二十多岁的男人，应该正是对性生活充满热爱的年龄，可刘福生一年半载也不主动碰一下马静。马静长得虽然不是那种漂亮的女人，但绝对算得上是有滋味的女人。这一点，从单位男同事讨好她的殷勤劲就能看出来。一开始，刘福生不碰马静，马静以为是刘福生性功能出了问题。可后来发现不对劲，刘福生老后半夜上网和人聊天。为了搞清楚这里面的秘密，马静花了四千块钱，搞到了刘福生与人QQ聊天的记录。不看不要紧，一看，马静差点晕倒。聊天的内容不堪入目，全是下三路那点事，最让马静不能忍受的是，他居然厚颜无耻地给一个大他十多岁的女人展示他那雄赳赳的玩意儿。于是马静明白了，不是他的性功能出了问题，而是他真的不爱自己了。那就离呗。于是，起诉到法院。
解除人身关系，两人没有异议，他俩最大的分歧就是这房子，两人都想要，而且都愿意以现在的市场价评估房价，然后按当初买房时出资多少补给对方差价。刘福生认为房子应该判给他，因为购房款的百分之七十是他父母出的。而马静对抗的理由，就是房子是单位卖给职工的，没有她，刘福生出多少钱也买不到。事情是不是像马静说的那样？马静所在的单位最有发言权。如果马静所说属实，房子当然由马静优先购买。于是，一审法官谭畅畅带着书记员到马静所在的大学调查。调查的结果既不能说对马静有利，也不能说对马静不利，因为马静单位给的话很原则：该房原则上是卖给单位职工的，但单位不限制上市交易。换句话说，不是本单位职工想买也可以。这样又将矛盾踢给了法院。考虑到刘福生父母情绪比较激动，法官最后将房子判给了刘福生。
接到一审判决后，马静和她父亲老马不是不想上诉，也不是不知道有上诉期，而是听了所谓的明白人的现身说法：上诉没用，上访有用。因为那个现身说法的当事人，就是通过无休止的上访加闹访，硬是将一个30平米的违建棚户房换回了一个80平米的偏单房。不是他吹牛，老马上门看过，四楼，两室一厅，阳光通透，把老马羡慕死了，也给老马带来了极具示范的作用。于是老马选择了上访，放弃了上诉权利。但老马的上访最终还是要回到法律轨道上解决，因为老马的要求必须通过法院改判才能实现，所以法官接访时指点老马，你的案子还有申诉这个渠道，于是，老马就来到高院申诉。这样，这个案子就到了刘世续手里。刘世续觉得一审法院判的也不能说错，但他们忽略了这个房子带有人身属性这一特征有待商榷。“商榷”二字本来是学术理论研讨中的一个常用词，跟某些常用的外交辞令的意味有点相似，不可以当真。可是，老马听到高院法官说到“商榷”二字以后，就觉得他的案子有戏了。从后来的结果看，正是刘世续一句随意性很大的话，让本来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起来。
三
刘世续说“商榷”二字时，不是在一个正式场合说的，也不是对老马说的，而是和一个叫韩东的大学同学说的。韩东当然是法律人。毕业后，刘世续进了法院，韩东留校当了老师，后来读硕又读博，现在成了教授，而且是本市法律界颇有知名度的教授。大学同窗的时候，刘世续的成绩要比韩东优秀，没想到几十年以后，人家成了知名教授，而自己还是一个啥也不是的小力巴。虽然现在混得不如韩东，但他也不能让韩东小瞧自己。所以，当韩东问到这个案子时，刘世续是以学者对学者的口吻说出了这两个字。
韩东为什么要关心这个案子，当然是受老马的女儿马静相托。韩东和马静是同事，虽然韩东教授在外面人五人六，但作为同事的韩东就没有那么伟大了，尤其在女同事面前，他就更没有那么伟大了。韩东和马静虽然差着年龄，但韩东是那种愿意把自己往小里放的男人，而且见到女人特别兴奋。兴奋的标志，就是话特别多，反应特别快。但他的兴奋又不让人膈应，所以韩东比较有女人缘。但有女人缘的韩东在这事之前，并不认识马静，大学太大了，不认识也正常。韩东是通过刘冬梅认识马静的。刘冬梅和马静是一个办公室的。那天韩东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来到马静的办公室。当时，马静正为这个案子的事情和同事刘冬梅念叨。刘冬梅和马静一样不懂法，但她凭着朴素的感情认为法官这样判没有道理，并且义愤填膺。正激昂着，韩东推门进来了。韩东虽然不认识马静，但是和刘冬梅特别熟。刘冬梅一看进来的人是韩东，一拍大腿，差点没把韩东吓晕。刘冬梅对韩东说：“我怎么把你给忘了！”说得马静云里雾里，说得韩东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就在韩东和马静面面相觑时，刘冬梅自揭谜底。她指着韩东对马静说：“你这事有救了，找他，韩教授，法律专家，我怎么把你忘了。”不待韩东问明白怎么回事，刘冬梅的嘴像机关枪一样就秃噜了。韩教授听个大概，就说：“法院判得有问题。”刘冬梅在一旁说：“这事你找韩教授，他在法律界老有名了，他的桃李遍及公检法司。一个电话，他就把你这事给平了。”韩教授喜欢别人捧他，尤其是女人吹捧他，那个爽劲儿，打一个不文明的比喻，就像鹅毛掸子掸腚沟一样，全身上下酥极了。韩教授脸上乐开了花，他对马静说：“我给你找人，案子现在在哪个法院、哪个法官手里？”
马静说：“在市高院刘世续庭长手里。”
“在刘世续手里？那是我同学，好办。”说完掏出手机，当着马静的面给刘世续打电话。刘世续就是在这次通话中和他说了“商榷”二字。撂下电话，韩东对马静说：“刘世续说了，这个案子有商榷的地方。这话你懂吧？”马静点点头。韩东说：“你直接去找他，提我就行。”
马静下班回家，把这事告诉了她爹老马。马鼎盛听到的虽是“商榷”二字，但他把“商榷”当成“商量”理解了。既然这事可以商量，五十多年的生活经历告诉他，得使点好，要不人家凭什么跟你商量。于是，第二天老马就揣着两千块钱来找刘世续。这天，刘世续不值班，不在窗口，但他也没在办公室接待老马，而是在法院大门口一侧接待了他，很随便。因为刘世续本意不想接待他，案子还没有进入程序，说什么呢？但碍于韩东的情面，就打算在大门口对付一下。刘世续对老马很客气，他对老马说：“老马，你的材料我看过了，现在正在走程序，你别着急。”刘世续说的尽管是客气话，但也是实情。可老马不这么理解，他一根筋地认为，刘世续在点拨他，目的就是要点好。老马像地下党接头那样，四下瞅了瞅，见没有熟脸，便快速地从兜里掏出一个纸卷，往刘世续手里塞。刘世续被老马的突然动作搞得像遭蛇咬了一般，快速地抽回手，他当然知道老马这是干什么。虽然他没有收受过当事人的钱财，但是他若干次面对过这样的情景，熟，知道怎么应对。但那都是在办公室里或者在一个私密的地方。可是头一遭在大庭广众之下，他有点发蒙，情急之下也就脱口说出了实话：“别别别……大庭广众之下，影响多不好。”老马虽说有点一根筋，但他不傻，见刘世续把话说得这么明，他也意识到这种地方不是“打点”的场合。他尴尬地笑了笑，收回纸卷，说了句“明白”，就走了。
回到办公室，刘世续觉得像吃了一只苍蝇似的恶心，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不靠谱的当事人。虽然刘世续行得端，从没有收受过别人的钱财，但他也不希望在大庭广众之下和人拉扯这种事，尤其是和当事人拉扯这种事。若传出去，好说不好听。知道他的为人，没什么；不了解他人品的人或者与他有过节，这事在他关键时刻就是一个事儿。这年头，别说你真有这档子事，即便没有，别人还能捕风捉影说得有鼻子有眼呢。若要是让“拍客”拍了，更坏菜，捅到网上，一炒，那就更摊上大事了！到时候，與情一上来，领导可不管你三七二十一，没人听你解释。到那时，黄泥巴掉到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想到这儿，刘世续就觉得别扭，而且是越想越别扭，于是，一股小情绪栓塞在那儿，死活绕不过去，非要给韩东打电话不可。
人就是这么怪。电话一拨通，栓塞开了，觉得不值当跟韩东说这事。可是晚了，电话那头传来了韩东的声音。刘世续只好硬着头皮跟韩东说事，先说了一会儿闲篇作铺垫，趁这档子工夫，他想好了词。本来，他是要说，“马鼎盛这人怎么这样。”但如果这样说了，那等于说韩东你怎么给我介绍这样的人！虽然刘世续不是那种特圆滑的人，但是与人交往的基本套路他还是懂的。于是，趁着闲篇的间隙，他以一副很随意的口气说：“哎，老马下午来找我了。”为了不给韩东造成刻意说这事的印象，说完这话后，他既不等电话那头有回音，又恰到好处地留了一点间隙，然后继续刚才的腔调说：“老马这人多有意思。”
“他怎么有意思了？”韩东问。
“在法院门口，他非要给我塞两千块钱。”说完，就像讲了一个笑语似的笑了。两千块钱，是刘世续根据信封的厚度，猜的。也许是三千，但无关紧要。
电话那头的韩东也只能笑着说：“这人怎么这样办事？”
韩东说完这话以后，刘世续赶紧把话头岔开了，说些别的。
选读完，全文刊载于《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16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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