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司徒雷登形影相随的傅泾波："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沈建中]

   本文摘自《走近司徒雷登》，沈建中 著，山东画报出版社

　　司徒雷登说过这样的话：

　　傅泾波之于我，就像是我的儿子、同伴、秘书和联络官。我所以能取得的一些成就，特别是在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方面，应该归功于他的地方，也许甚至比我自己意识到的还要多得多。

　　司徒雷登逝世后，傅泾波挽之以联，有谓：

　　数十年耳提面命，形影相随，侍药意未周，一朝驭驾西方，能不椎心泣血泪。

　　傅泾波的次女傅铎若也说：“父亲一生的历史是和司徒博士相伴的历史。” 而傅泾波晚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人员何迪的协助下完成了两个章节的口述回忆，题目就叫《我与司徒雷登》。

　　所以，要了解司徒雷登，就必需了解傅泾波。

　　傅泾波（1900—1988），出生在一个满族贵族的家庭。历史上，清太祖努尔哈赤首创满洲八旗，其后清太宗皇太极复增编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八旗的特点是兵民、政军、战耕结合。满洲八旗依次为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蓝、镶蓝、正红、镶红，而其中前三种为地位最高贵的“上三旗”。傅泾波的家庭属于正红旗，品秩上虽较正黄、镶黄、正白要低，但也属于跟着努尔哈赤打天下的一辈了。傅泾波的祖父被封为镇国公、建威大将军，这是他与“拳匪”打仗时以军功得来的，后来担任过甘肃镇守使。傅泾波是家中的长孙，因此自幼被家庭所宠爱。他6岁时曾被祖父带入紫禁城中，觐见当权的慈禧太后，并被慈禧赐名“永清”，意思是“永远清正”。傅泾波的父亲傅瑞卿在晚清宣统年间（1909—1911）曾担任过顺直谘议局的议员。谘议局是清末新政的产物，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是其设立的目的。作为议员，傅瑞卿的思想较为开明，赞成清末新政中改革派提出的“弭平满汉畛域”的主张。为此，在谘议局提出议案：“取消满汉畛域，以促进满汉平权。”清帝逊位，民国肇建，他又续任直隶省议员，后弃政从商。因工作关系，他与不少西方人有过接触，由于不善理财而使家道中落，最后加入基督教，成为一名基督教徒。在这一点上，父亲傅瑞卿对傅泾波的影响可能是很大的。傅泾波的幼子傅履仁日后是这样介绍其祖父的：

　　祖父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虽然是地道的满族，但他对清末腐败很痛心，后来成了最早的反清人士，也是最早剪辫子那批人。他甚至不允许父亲再娶旗人，我们在外也从不说自己“在旗”。

　　作为八旗子弟，傅泾波幼年在家随师读“四书五经”，后入美国教会办的北京汇文中学，中学毕业后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林孟熹在《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一书中说，少年时代的傅泾波给人的印象是机智活跃、任侠好客，“他很喜欢结交朋友，也善于结识朋友，更乐于为朋友效力”。傅泾波这种自幼俱存的个性，可能也是他日后得到司徒雷登赏识的一个因素。

　　由于家庭的关系，傅泾波年轻时就结识了三位中国北方的政坛要人。一为“南北二孙”之“北孙”的孙洪伊。孙洪伊（1870—1936），字伯兰，天津人，晚清与傅瑞卿同为顺直谘议局议员，时人谓其虽然“为人木讷，拙于词令”，然而“轻财守义，重然诺，颇有燕赵侠士风”。任议员时，亲率各省代表来京师请开国会立宪，至是闻名于时。民国二年（1913），孙洪伊当选为国会众议员，组建民立党，反对袁世凯称帝。后入段祺瑞内阁任内务总长。旋南下护法，加入孙中山护法军政府，亦任内务总长，颇为孙中山所倚重，时人又以“小孙”目之，以别于孙中山之“大孙”。由于孙、傅两家是世交，故孙洪伊对傅泾波这位世侄的聪明与机智十分欣赏，惊异于其深厚的国学根底，而傅也称孙为“我的教父”（my godfather）。在孙洪伊的影响下，傅泾波得以结识一批名流人士，也练就了一手官式文章。另一位为孙中山的广东香山（今中山）同乡、清政府派赴美国百名幼童留学生之一的蔡廷幹。蔡廷幹（1861或1863—1935），字耀堂。进入民国，任袁世凯的高等军事顾问、英文秘书长。1926至1927年一度署理北洋杜锡内阁外交总长。傅泾波从蔡廷幹处提高了自己的英文口语水平，蔡廷幹也利用傅泾波娴熟的国文根底帮助自己处理中文信件。第三位是李石曾。李石曾（1881—1973），名煜瀛，河北高阳人，他是晚清军机大臣李鸿藻第四子，李家与傅家为世交。1902年，李随孙宝琦赴法国，从事大豆研究，又研究无政府主义学说。作为清廷官宦子弟，李却反其道而行之，投身反清革命，1906年，他经在法人士张人杰（字静江，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颇有赞助者）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以后，又在天津组织革命团体京津同盟会，并在北京创立华法教育会、留法勤工俭学会，在家乡开办高阳县布里村留法预备学校。1917年底，担任国立北京大学生物学及社会学教授，后来又在北京创办了私立中法大学，北京易名北平后的1928年，任北平临时政治分会主席。

　　按照林孟熹的说法，李石曾“是除司徒雷登以外，对傅泾波一生影响和帮助最大的人”。主要表现在傅泾波后来与国民党高层人士所建立的关系，基本上都是通过李石曾所建立的。尽管李是“反基运动”的倡议者，而傅是一位基督徒，但却并没有妨碍二人成为情同手足的忘年之交。傅泾波长于交际。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他结交了胡适、陈独秀、吴稚晖、李大钊、瞿秋白、周恩来、孔祥熙等人，还在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的引见下，去紫禁城见了这位清逊帝。傅泾波后来说：“我有很多机会成为共产党人。我很多朋友是共产党人，但我拒绝像他们那样，因为我深受美国个人主义及基督教导的影响。我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者，因为我信奉非暴力。” 由于傅泾波的父亲傅瑞卿早就皈依了基督教，使傅泾波对基督教也产生了兴趣。在父亲的影响下，他常常参加北京和天津两地的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并且是其中查经班的成员。 1918年秋，傅泾波陪同父亲去天津参加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大会，当时任教于南京金陵神学院的司徒雷登应邀在大会上用中文（确切地说是带着杭州口音的中国话）作了演讲，他的这次演讲给傅泾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司徒雷登后来回忆说：“虽然他（指傅泾波）听不懂我的南方话，但是在他的想象中，我的人格似乎放射着一种神圣的光芒。”而傅泾波后来对其子女们也说过，在他眼里，司徒雷登仿佛是“基督化身”，他对司徒雷登的爱甚至超过对他亲生父亲的爱。1919年，司徒雷登赴北京就任燕京大学校长，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爱德华兹的介绍下，傅泾波与司徒雷登结识，一个是中国19岁的北京大学学生，一个是美国43岁的正在组建中的基督教燕京大学校长，就这样开始了长达44岁的忘年之交。次年，傅泾波从北京大学转学到燕京大学，一边读书一边为司徒雷登做事。他说：“我从未同司徒一家一道去过教堂，但是他的榜样却唤醒了我应该成为一个基督徒，而不要再无目的地在周围游移。”司徒雷登对傅泾波的认识是敏锐的，他看中了傅泾波在政治上特有的潜能。他认为，傅泾波“似乎从他那世代都是高官的祖先身上继承了一种政治上的才智，并生来就有一种通晓官场心理学的本能”。 1922年，傅泾波接受了司徒雷登的施洗，成为一名基督教徒。1924年，司徒雷登作为主婚人，为傅泾波主持了结婚典礼。妻子刘倬汉（Sarah Fugh，1898—1996），河北昌黎人，昌黎位于冀东，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以“郡望昌黎”而称“韩昌黎”。后为傅泾波好友的留法学生，曾任中法大学代理校长的李书华也是昌黎人。刘倬汉是一位汉族基督教徒的女儿，比傅泾波年长三岁，先后就读于教会办的贵贞女中和慕贞女中。有趣的是，两人的父亲是北京灯市口基督教查经班的好友，成亲之事，是奉家长之命而行的，婚后，相亲相爱六十三载，育三女一子。1926年，傅泾波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系。从此，傅泾波开始了他人生的一个新的历程。他充分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为司徒雷登沟通了中国各界人士，他们中间包括徐世昌、段祺瑞、冯玉祥、孙传芳、韩复榘、张作霖、张学良、李宗仁、宋子文、白崇禧、张宗昌、宋哲元、蒋介石、孔祥熙、陈立夫、孙科、汪精卫、戴季陶、周作民、虞洽卿、梁启超、顾维钧、蔡元培、蒋梦麟、周贻春等。

　　对于为司徒工作，傅泾波提出了三个条件：（1）不接受金钱报酬；（2）不介入燕京大学内部事务；（3）仅对司徒雷登个人负责。

　　傅泾波的正式身份是司徒雷登的promotional secretary（业务推广秘书），但他不在燕大办公，除车马费外也不领薪水，但司徒雷登随传随到。司徒雷登最初用傅泾波似乎是为燕大初创时期的事业发展。其后，则介入了中国的政局。因为这方面，也离不开傅泾波的协助。

　　1928年，傅泾波经李石曾介绍，与陈立夫相识。陈立夫是辛亥革命先烈陈其美的侄子，美国留学生。回国以后，弃业从政，追随蒋介石，自称是一个“学非所用的矿业工程师”，当时在南京担任公职，也是国民党CC系的首领之一。“陈极度欣赏傅，从此两人成为终身良友。”1983年，傅泾波由美飞往台北，特地与陈立夫等老友会了面，“初步探讨祖国统一之各种可能性”。

　　后来，陈立夫又偕同李石曾，将傅泾波介绍给蒋介石，时国民党初定天下，唯东北地区尚未易帜，蒋氏以傅泾波为张学良旧友，嘱其出关相机进行说服工作，最后，司徒雷登也加入进来。经过多方运动，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与张作相、万福麟等联名通电全国，宣布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易帜（此前，热河都统汤玉麟先已通电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遵行三民主义，改易旗帜。至是，中国在辛亥以后，地方割据的局面终获改观，从而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人的策划下，一批满汉遗老在东北长春成立“满洲国”，推出清逊帝溥仪任“执政”。而身为满族贵族后裔的傅泾波，与一批满汉遗老均有接触和往还，如溥仪之弟溥杰、伪满实业总长张燕卿（张之洞之子）、韩云阶（伪满黑龙江省省长）等。其间，傅泾波曾“奉蒋介石之命前往伪满洲国刺探情报”，对上述诸人“一一拜访，获得许多重要情报，但却始终无法获准与溥仪见面”。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燕京大学悬挂美国国旗得以继续办学。司徒雷登为学校的生存，与日本占领军保持着接触，是年，12月14日，在日本人的推动下，所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王克敏成了排名第一的“临时政府”常务委员，又兼其下的行政委员会委员长。

　　王克敏（1873—1945），浙江杭县（今杭州）人。早年乡试中举后，任留日学生监督。回国后在直隶总督杨士骧、陈夔龙处任幕僚及交涉使。民国后转入银行界，并由此跨入政界，三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1935年华北事变后，任国民政府代理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王克敏和司徒雷登是老朋友，而且他的儿子王遵侗也是燕大的学生。傅泾波据此认为王克敏出任临时政府行政委员长可能是出于司徒雷登的举荐。

　　如果上说成立，那么傅泾波在1938年10月21日至1940年的两年多时间里担任王克敏的行政委员会参事（共四人，傅排名第三，另三人为邵东湖、何庭流、沈郁）似乎就可以理解了。

　　据傅泾波晚年告诉林孟熹，1937年初，宋子文来北平，约见司徒雷登与傅泾波，在谈到日益严峻的北平时局时，宋提出，如果北平沦陷，“不如先把王克敏推出来，让他对付日本人一阵”。后来，宋、司徒、傅三人约王克敏见面，“事情就这样拍板了”。傅泾波说：“王（克敏）其实是中国方面的人。” 这里傅所谓的“中国”实应是“重庆国民政府”。

　　2007年12月1日，笔者与傅泾波的次女傅铎若等同席，席次，傅铎若也提到王克敏是为国民党做事的，并非是汉奸。傅铎若这番记忆显然来自乃父。

　　现在再来看傅泾波本人，他出任“行政委员会参事”，一般而言，是出于王克敏的邀请，当然，司徒雷登也是同意的。因为司徒雷登需要一个他和王克敏之间的联络人，而傅泾波是最合适的人选。

　　1940年4月16日，傅泾波抵达香港，向居港的宋子文转交了王克敏致宋一函，王希望宋“爱我如兄，宜有以教之”，并说：“此间近状，傅君（指傅泾波）当能面述不赘。”

　　傅泾波向宋子文谈了些什么呢？据宋子文致蒋介石函称：傅泾波说，王克敏主张重庆方面应“觅取途径，推翻汪伪，重新与日订立比较平等条约”，对此王克敏甚至愿意亲来重庆相商。由于相关档案的缺乏，傅泾波所转述王克敏的话，究竟有多少是王的原话，有多少是傅泾波的话，目前尚不好分析。

　　而此前，汪精卫的“国民政府”已在南京组建，北方的“临时政府”，已归并汪政府，成为其下属的“华北政务委员会”，而王汪不和，故王任华北政委会委员长甫及二月，即辞职他去。所以，也就有了王请傅泾波带函给宋子文，希望宋助其联络重庆的密函。

　　同期，司徒雷登也抵达重庆，会见了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何应钦等国民政府的军政要员，也会见了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团成员，但对他调停中日冲突的愿望，重庆方面表示冷淡，期间，又发生国民党汪精卫集团在南京组织伪国民政府之事件，蒋介石表态，坚决抗战到底，绝不动摇。

　　对宋子文的函，蒋介石4月21日即有回函，坚拒了王的“架桥”之意，并不准傅泾波由香港到重庆。蒋并告宋，他的意思已当面告诉了访渝的司徒雷登。

　　蒋介石说：

　　闻王克敏、周佛海派人来求和。彼辈妄想由汉奸为桥梁而谈和议，并以较低条件为诱饵。彼辈心理，以为先立伪组织，再求中央谅解，以图合流，所以造成汉奸罪恶，而敌阀受其愚弄至此，尚不觉悟，匪夷所思，又来诱和，亦太不自量矣！敌在此时，如有理智与常识，果为爱国，应真正无条件撤兵，以挽救其颓势，然而敌必冒险狂妄，非激起其国内变乱与崩溃，中倭必无和平之望也。

　　司徒雷登也好，傅泾波也好，他们调停中日战争的愿望可能是好的，非暴力，东亚新秩序等观念是他们的出发点。但良好的愿望代替不了严峻的现实，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和平”不可能到来的原因。

　　至于王克敏的其人其行，虽然他有联络重庆的愿望，但并没有实际的行动。而且王在1943年夏天，又重新出任了伪政府头面人物（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应属投机不成，死心塌地降日的表现。及抗战胜利前夕，王氏复又重蹈故技，通过其女婿周泽岐与弟周宗岐致电宋子文，表达了拟赴重庆接洽的意愿，如此反反复复，其人格人品，可见一斑。蒋介石在这一点上，察人是准确的，1945年12月，他令戴笠在北平设计，以蒋之名义邀请王克敏等“共商华北大计”，会中，以汉奸罪当场逮捕。

　　司徒雷登在担任驻华大使以后，傅泾波以司徒“私人顾问”名义陪伴司徒，朝夕相处。在与中共的联络方面，傅泾波的作用不能忽视。

　　1948年12月8日，傅泾波给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写了信，转达了司徒雷登的两点希望：（1）伪府因迷信武力，失却民心，致此田地，希中共以收揽民心为先决条件；（2）美所希望中国者，为主权独立，政治、经济、文化能达自由。

　　1949年4月南京易手后，司徒雷登留在南京。5、6、7月间，司徒和傅泾波与时任南京市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的黄华多次接触联络。其中傅泾波与黄华的接触及中共中央和南京市委的反映有：

　　6月8日，傅泾波告诉黄华，司徒雷登有意在返回美国前赴北平一行，并拟会见周恩来，目的是就美国与中共的关系了解中共高层的意见；

　　6月9日，中共南京市委将傅泾波所谈情况电告中共中央并请示；

　　6月14日，周恩来以中央名义电告南京市委，如果司徒雷登及傅泾波再提赴平要求，可同意其“在返美前至燕京大学一行”。而是否与周恩来会面，则“待其到北平后再定”。

　　6月16日，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致函司徒雷登，称：“昨天（15日）上午我见到周先生，很感谢你关于往事的回忆，毛泽东已宣称你有兴趣来燕京访问，我推测政府将会同意你的。” 据说，陆信是交由中共中央看过的，当然也是得到中共领导人赞同的。

　　6月18日，傅泾波再见黄华，说司徒雷登得到美国国务院指令，赞成其与中共联络，并希望司徒返美两个月后再以私人身份回北平。将来美国承认中国新政权时，重新任命其为驻华大使。傅还说，他个人希望赴美后仍与中共方面保持联络。傅泾波的这番谈话，当天即由南京市委电告了中共中央，南京市委并请示傅泾波这次谈话没有再提司徒雷登返回美国前去北平之事，今后可否予以暗示，使其主动提出访北平计划。

　　6月21日，周恩来为中央起草了致南京市委并华东局的电报。称：“（司徒雷登）如请求来平，可能得到中共许可。他如不再提，我们暂时不必表示，以观其变。”毛泽东在其后加了一句：“待他（指司徒）返美前约十天左右，可表示如他欲去平，可获允许并可望与当局晤谈。”

　　6月27日，傅泾波携陆志韦致司徒雷登的英文函访黄华，称司徒雷登对陆志韦函所提之事感到十分惊异，不知用意所在。又称：若司徒雷登恐不能去北平，而有意清傅泾波及黄华二人去北平。黄华表示，中共方面得知司徒欲北访燕京，是由于月初其曾有过表示，如司徒仍有意北上，可去电请示，傅泾波又提出要中共邀请司徒北上，并允其乘美国飞机去北平。

　　6月28日，黄华访司徒雷登与傅泾波，告知中共中央同意司徒雷登燕京一行，而他所希望的与当局晤面事亦有可能。但司徒雷登说，由于美国国会即将休会及国会内部派系复杂，此时去北平恐易引起评论，增加不便，所以他拟将北行事报告国务卿艾奇逊，由艾氏决定他是否去北平。当日，南京市委即电报告知中共中央并华东局。

　　这样，就出现了司徒究竟是主动提出访问北平还是中共中央主动表示请司徒北行的问题，在中共与美国严重对峙的1949年6月，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

　　6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央复电南京市委，称：“陆志韦给司徒信稿，曾由我同志交来一份，内容第一句只说见过周（恩来），未提周告陆任何事。实际上6月14、15日两日及其以前数日周均未遇见陆，更从未与陆谈司徒问题，如傅（泾波）所携陆信为亲笔签字信，则陆为两面手法，故以假信告我。如傅所携陆信为抄件，则可能为傅故加数语，以抬高司徒身份。望告黄华再回忆陆信内容究如何，此间当将陆信译件另电告，以便对照后证明阴谋挑拨者究为陆抑或为司徒及傅。”同时周恩来指出，司徒欲来北平及与当局会晤事，决非中共邀请，司徒与傅如来北平只能“挂一卧车派人保护”，“我们对美帝亦决无改变政策的幻想”。同日，周恩来并致信其处工作人员伊明，请“将外交档案中陆志韦给司徒雷登信（英文信及译稿）查出给我”。

　　7月13日，中共南京市委电告中共中央并华东局，其中对傅泾波离境表示“尚需考虑”，认为傅去美，“可能给美国利用”。

　　7月15日，周恩来代表中央复电南京市委，指示傅泾波赴美原已批准，仍可准予离境。指示黄华在傅离境前有机会遇见他，“亦可预告以（后）勿做任何招摇撞骗的事，免致将来难于见面”。

　　7月21日，傅泾波又一次会见黄华，提出美国国务院希望司徒雷登去北平的消息，并援引5月31日周恩来会见澳大利亚记者基昂（一名基翁）的谈话，说中共需要美国的经济援助。次日，南京市军管会外侨处电告中共中央并华东局。

　　7月24日，由周恩来代表中央复电南京市委，称“如果司徒雷登及傅泾波仍请求来燕京。我可照原议准其乘火车并派人送其来平，如其不提，我们亦置之不理。傅（泾波）所传基昂报告，完全是挑拨试探之词，因周（恩来）从未与北大任何教授单独谈话，亦从未谈到在经济须与美国彻底合作……”

　　一边是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一边是政治家的艺术，在当时那种美苏对峙、国际冷战的大环境中，傅泾波最后似乎处在一种两头不讨好的尴尬境地。

　　8月2日，傅泾波随司徒雷登去了美国，两个月后，他获得了在美国的永久居留权（即绿卡）。1960年，他才决定加入美国国籍。

　　在美国，司徒雷登与傅泾波一家住在一起，直至去世。“在这将近13年的岁月里，傅泾波一直以一个秘书兼护士的角色全心全意照料司徒。” 对此，傅泾波说：

　　从1950年3月起，司徒博士一直和我们住到1962年9月，共十二载有余。在此期间，他的康复进度非常迟缓，护理工作十分艰巨，昼夜二十四小时都须人耐心而细致地照料。我们一家对他的关注令他感到满意，因他知道，为了加速康复，我们已竭尽人所能及的努力。

　　岁月悠悠，时间到了1972年，在上年基辛格访华的背景下，中美关系开启了正常化的序幕。这一年，傅泾波三女傅海澜随龙云四子、美籍华人龙绳文任团长的华裔人士参访团访华，傅泾波托傅海澜带了一封信给周恩来，“在这封信中，傅泾波表达了他对中美之间终于开始重新对话的祝贺和欣喜，并表达了想回国看看的愿望。”

　　周恩来会见了这个团，也接收了信，其后向傅泾波发出了秘密访华的邀请。这样，在去国二十四年后，1973年傅泾波偕夫人回到中国，并且，在北京一住十个月。其间，在有关方面安排下，在司徒雷登故居“临湖轩”与昔日燕大的老友们见了面。

　　1973年中国尚处“文化大革命”中，在这种背景下，傅泾波夫妇竟能在北京一住10个月，且“周（恩来）特为傅（泾波）缝制冬装三套”。这段时间内，傅究竟做了些什么，是否与周本人晤面，在相关的档案解密以前，我们不好妄加推测，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周对傅是重视的，认为他是一个可以推动中美及海峡两岸关系发展的有用之人。

　　林孟熹说：“自此泾波不断与台湾方面接触，探讨祖国统一之途径。” 查诸史料，也是在1973年，11月12日为孙中山冥诞107周年，傅泾波的老友陈立夫提出了“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建议，后来，中国台湾方面成立了名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团体，何应钦、马树礼先后主持。两岸关系有了互动。

　　1982年9月，傅泾波在华盛顿寓所接受了台湾《中国时报》驻美特派员傅建中的采访，在两个小时的问答式采访中，傅泾波主要谈到了下列问题：（1）1973年他重访北京，与周恩来是见过面的，而且还不止一次，然而，“虽和周氏见过数面，但无一语及于（两岸）和谈”；（2）司徒雷登最后一次和蒋介石的会面是在1948年年底的某一个时间段，地点在蒋做礼拜的小教堂，但两人自始至终没有说话，蒋离教堂前，握着司徒雷登的手，“良久未语，最后叹息一声而离去”；（3）蒋介石是近代中国了不起的人物，“看事深远，择善固执”是蒋的过人之处；（4）1949年3月，李宗仁、白崇禧联名邀请傅出任何应钦内阁的行政院秘书长，被傅所婉拒；（5）海峡两岸之间的问题，台北不应拒绝和北京谈，但美国应参与中国的和平统一大业。

　　这次采访结束后，傅建中将采访纪要整理成文，以《访“和平老人”傅泾波》为题发表在同年9月20日的台北《中国时报》之上。1983年6月，台北《传记文学》杂志为配合发表邵玉铭之《司徒雷登暨一九四九年美国与中共寻求和解秘辛》文章，又将傅文予以选载重刊。

　　看来，傅建中的这篇采访文章是起了作用的，1983年，傅泾波又在夫人刘倬汉、长女傅暧泠、外孙李景汉等人的陪同下，飞往台北。在台二十日，得与老友张群、陈立夫、杭立武等晤谈，并与张学良见了面。他想见孙立人，但未获批准。傅与张、陈、杭等谈的话题除叙旧外，据说涉及到“祖国统一之各种可能性”。

　　台湾之行后，傅泾波又再次来到北京，会见了杨尚昆，“双方坦诚以待，各抒己见”。杨称赞傅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至1986年底，傅泾波与台湾有关人士拟定了两岸和平的腹案：（1）双方不附任何先决条件进行接触；（2）双方停止一切敌对行为；（3）中国统一是一个历史过程，不能一蹴而就，拟先就两岸“三通”开始。

　　五年以后，陈立夫在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十三届一次全会上，领衔提出“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案”，具体内容包括“以中国文化建立两岸之共信，并以美金100亿元与中共共同开始建设国父实业计划之一部分，藉以建立互信，进而达致两岸之和平统一”。

　　陈立夫的方案，得到了中共方面的称赞。

　　1988年10月27日，傅泾波在美国去世。生前，美国人魏德迈认为他是国民党安排在司徒身边的人，国民党的黄仁霖却认为他是共产党的人，而中共对他的认定又是曲曲折折。

　　总之，傅泾波是一个仍未解开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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