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情况简介
阮耀钟
(这是我3月17日在科大同学聚会时的讲话)
各位老同学：
我们个个都七十多，奔八十了，真是名符其实的老同学了。这次老同学聚会，郑克敏要我介绍科大情况，我想，大家最关心的可能是科大从北京下迁合肥之后，在合肥办得怎么样？
1970年科大下迁到安徽合肥师范学院。科大在北京时有24万平方米的房子，而合肥师范学院只有6万平方米房子，并且合肥师范学院原是文科学校，电、水和煤气等条件远远不能满足科大的需要。科大下迁合肥，盖的第一幢楼是化学楼，而盖化学楼的砖还是方励之他们烧的，连盖楼的砖都要科大老师自己烧，这在中外教育史上肯定是空前绝后的！各位也由此可见当年在合肥重建科大是何等艰苦。
那时我们这些留校的学生是科大二次创业的主力，我们真担心科大毁在我们手上，咬着牙，以“不要命的上科大”这种精神，在最短的时间里恢复教学和科研，于1972年开始招收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是国内少数最早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大学之一。
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当年的口号是“上、管、改”，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是来管理大学，改造我们这些“臭老九”的。当年科大是我们这批科大人为主力，我们头上没辫子，屁股上没尾巴，我们认为当老师就要好好教书，当学生就该好好学习，我们就不信“上、管、改”那一套，严格要求学生，使得当年科大工农兵学员的质量在全国名列前矛。有一年，复旦大学的老师来科大参观，看到我们的工农兵学员在看英文参考书，非常奇怪，问我们老师，你们这样要求学生，难道不怕学生造反？
改革开放之后，CUSPEA(China-U.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中美联合招收物理研究生）考试共录取915人赴美读研，其中科大以237人（占25.6%）居第一，大幅领先。CUSPEA考试共举办十年（1980-1989），最初数年科大合肥本部很多学生尚不知晓CUSPEA，待到科大学生如狼似虎冲上战场的后几年(1985-1989)，CUSPEA已完全演变为科大的表演秀，比例飙升至近50% (尘封25年：中国科大CUSPEA威水史)。科大CUSPEA考得这么好，当时很多大学都很难理解，因为我们这些人，在清华、北大都是学生辈的。听说当年北大校长曾问北大物理系主任，“我们为什么考不过科大？” 北大物理系主任回答：“我们的学风能跟科大比吗？”确实，当年科大的学风在国内没有一所大学能比。我大女儿是科大86级学生，她跟我讲，她上了科大，同学们个个像高考前那样用功，有一天晚上，她和同学在教二楼自习，突然停电，同学们又喊又叫地下楼，中途又来电了，人潮回流，三分钟之内，整个大楼鸦雀无声，他们自己都说：“科技大学真可怕！”
后来国家举行英语四级考试，科大的优秀率比其它学校的及格率还高，科大又没外语系，当年连教育部都难以相信。接着英语六级的考试结果，使教育部不得不相信。其实，在座各位老同学都知道，科大一贯重视基础和外语。
1984年管惟炎出任科大校长，方励之任第一副校长，管惟炎我们低温物理专业的同学都认识，他是教我们超导物理的。管惟炎和方励之在科大实行一系列改革，实行校长负责制，民主办学，教授治校，学生自治，是科大的鼎盛时期。当年科大新生的录取分数线比清华、北大高二、三十分，很多高考状元上科大，最多的一个班有四个状元，……。1986年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人民日报记者鹿舫写的五篇“民主办学在中国科技大学”，我作为附件，抄录于后，各位老同学可以看看，当年科大办得何等之好！
当然，现在科大没有80年代那样牛了，排名也往后拉了。关于大学排名，有一点我认为要提醒老同学注意，现在很多排名是按论文总数来排的，科大的规模比清华、北大、浙大等都小得多，他们相当于野战军，科大相当于特种兵，比总数肯定比不过野战军，但是若比人均发表的论文数，科大肯定是第一。再说培养的院士，科大总共培养了45个院士，比总数科大肯定比不过人家，因为科大的历史短，招生规模也比别的大学小得多。但是，如果比比例，科大是1000个本科毕业生中出一个院士，肯定是最高的。若比硕士生、博士生，总数也比不过人家，但科大培养的本科生中，有70%以上的毕业生具有硕士和博士学位，比例之高又肯定居全国高校之首。科大是名副其实的“科学家的摇篮”。
再说科研，在座有几位低温物理专业的同学，对超导比较熟悉，科大陈仙辉教授在国际上首次获得临界温度达到43K的铁基化合物超导体，这项成果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自然》上，陈仙辉与赵忠贤、王楠林等五人荣获201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陈仙辉、赵忠贤、王楠林三人都是科大毕业的，自2000年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曾9次空缺，此前已连续空缺3年。可见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非常不容易。
科大在量子信息研究领域在国内，甚至国际上也是领先的。科大45岁的潘建伟院士领导的团队在量子信息实验研究取得重大突破，今年 2月26日，《自然》杂志以封面标题的形式发表了这一最新研究成果。我仅举二例说明，科大后继有人！
为了向各位介绍科大在合肥的情况，我不想介绍科大到合肥后，有那些变化，有那些发展，我想讲讲科大到合肥后有那些不变。前面已提到，科大重基础的传统没有变，科大的学风还是那样的好，也没有变。一流大学不仅有一流的教授、一流的仪器设备，更重要的是有一流的学风，科大的学风至今还是一流的，因为科大历年的毕业生，50%以上出国深造，70%以上考上研究生，你出国了，他考研了，相互竞争，所以学风比较好。下面我想再介绍三个不变。
一、招生规模几乎50多年不变
我们是科大首届学生，当年共招生1634人；50多年后的今天，科大每年招收本科生1860人，招生规模几乎50年不变。有一段时间，高校曾刮过一阵并校风，扩建风、扩招风，科大始终不跟风 ，不盲从，坚持走自己的路。
二、科大“以学生为本”的优良传统50多年一路传承
我们58级的同学，大家都记得当年郭老，用自己的稿费帮助经济困难，缺衣少被的学生，科大一贯“以学生为本”。因为合肥在淮河以南，根据国家规定，在淮河以南不能安暖气，但是合肥冬天实际上很冷。管惟炎任科大校长后不久，给学生宿舍全部装上了暖气。当时科大老师家里都还没有暖气，有的老师很有意见，管校长知道后就跟这些老师说：“你们家里有小孩的话，如果你很穷，有一点钱可以买点好东西，你是自己吃还是先给孩子吃？当然是先给孩子吃。在学校，学生就是我们的孩子。” (用诚心演绎多彩的人生角色)科大是南方大学中唯一一所学生宿舍有暖气的高校。
科大现在学生、教师在食堂用歺，早就不用饭票了，都刷卡。科大每月对学生就餐情况进行监控，凡每月就餐次数在60次以上，消费总金额在150元以下，无须申请，电脑自动为他们的就餐卡增资150元。仅最近3年，已有3600多人次的学生接受了这种“隐形饭票”。(南方地区唯一学生宿舍有暖气的大学)，我认为这件事，科大领导做得非常漂亮！
三、科大的宽容50多年不变
科大第一任党委书记郁文，收容了一批右派和有政治问题的来科大任教，发了一笔“洋财”。后来彭真要把北京建成“水晶城”，要把这批“洋财”统统赶出北京，方励之己经拿到调令，后来是严济慈老先生去找了刘达书记，留下了这批“洋财”。
我常跟人说，我这辈子很运幸，一辈子没挨过整，也没整过人。因为我在科大学习和工作了一辈子。科大不搞圾极左，比较宽容。我再举个亲身的例子，十八大开幕那天，老干部处给我打电话：“阮老师，我们接省里的通知，你们在编一本书，是吗？请马上暂停。”当时我们正在编《方励之选集》，都是用Email联系的，于是我在电话中问：“我的Email是不是被监控了？”对方回答：“是的。”我马上通知所有编委，暂停。另一方面把我们正在编的《方励之选集》，用U盘拷贝了送到老干部处，请领导送科大宣传部审查，希望能给个审查结论。我问老干部处领导，我们编《方励之选集》违不违法？1987年中宣部就编过《方励之言论集》，供批判，若要批判，我们编的《方励之选集》最全了，我们应是有功之臣啊。我又问：“我在科大学习和工作了一辈子，从未做过违法乱纪的亊情，为什么对我的Email、电话和Blog监控？”我知道这个问题老干部处领导也无法回答。最后，老干部处领导同意我们继续编《方励之选集》，体现了科大的宽容。《方励之选集》的另一位主编是福州的林祥榕老先生，十八大开幕那天，福州有关部门也找了他，并且第二天又继续找他，要他老实交待，林老先生和来人吵了一架。“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一比就比出来了，科大宽容。我知道科大一直是保护我的，我发自内心感谢科大。
科大学生都热爱母校，我认为与科大的宽容也有一定的关系。据我所知，有位北大毕业的在事业上很成功，很出色，北大校庆邀他参加，都不愿回母校参加校庆，因为以前在北大时受过伤害，使他伤透了心。而科大学生都热爱母校，一是因为科大不搞极左，很少整学生，二是科大历经坎坷，科大校友都同情和关心母校。自2003年以来，每年7月第一个周末，科大定期举行“校友值年返校活动”，已经连续举办十二年了。毕业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每逢十的整倍数年，世界各地的科大校友纷纷返校，已经成为科大校友的传统活动。
不仅科大学生热爱科大，科大的学生家长也关心和热爱科大。大家可能不知道，在网上有个“中科大家长论坛”，这是科大学生家长办的民间网站。并且“中科大家长论坛”还每年都组织召开家长年会。家长论坛和家长年会，是科大学生家长的创举，至今我还没有听说其它大学有。科大学生热爱科大容易理解，但家生家长为什么也如此热爱科大，我也不知道。
科大下迁合肥后，尽管科大人千方百计保持优良传统，但有些东西，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保持。“全院办校，所系结合”是科大的特色和财富，有科学院作后盾，可以说没有一所大学能比。下迁合肥后，科大也千方百计的想维持这一特色和财富，但是说实在要在合肥实施“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相当困难，如今大家知道，科学院又办了所“中国科学院大学”，所以说，现在科大只能靠自己，靠自己的力量科大能办成这样很不容易。尤其是科大还经受了二次致命的打击，第一次是“下迁”，第二次是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遭受二次致命打击而不垮，应该说是科大的奇迹。
中国重点大学中，首届毕业生还健在的，只有我们科大，我们58级同学的健在是科大的骄傲，希望各位老同学保重身体，健康长寿，为科大保持这一骄傲！
我的讲话完了，谢谢大家！
附件：
分权制衡
──民主办学在中国科技大学（之一）
本报记者 鹿舫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采访，处处呼吸到民主的空气。临别，我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该校第一副校长方励之教授有一段对话：
“科大的民主办学，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哪些？”
“四句话：分权权衡，校政公开，言者有功，共荣共生。”
在科大，不分资历皆可发表自己的见解，不同学派也能同台唱戏相互切磋。初次采访的人总是问：为什么这里成了学术自由的“乐土”？方励之说：学术自由源于政治民主，而政治民主又得益于分权制衡——权力合理划分，互相制约平衡。
1984年秋，由于中组部、原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和安徽省委精心指导，科大产生了由五名教授为主组成的部的领导班子。这些饱经“反右”扩大化、“反右倾”、“文革”等重重忧患，长期活跃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同广大教职员工息息相关的有识之士，痛感权力过分集中是滋生许多弊端的病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校长管惟炎教授说：“政治权力的垄断往往走向腐化，权力一旦集中到个别人手里，就意味着人民民主权利的丧失。”近两年来，他们一直在探索横向分权和纵向分权的路子。
建立以教授为主体的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师技术职务评定委员会，是科大实行横向分权的重要途径。这些委员会对全校科研项目的审定、科研经费的分配、各种学位的评授、教师技术职务的评定，都有充分的发言权。副校长 龚升教授对记者说：我们是各有各的权力，各司其职，各行其权，相互制约，有条不紊。说谁个人有权就有一切，在科大是行不通的。比方，我们同日本东京大学签有协议，每年都要互派科研人员。在校领导中我分管这项工作，但我个人却不能指定谁去东京大学，上什么项目。我们是先让各系给校学术委员会“讲演”，说明要上什么项目，为什么要上这个项目，怎么上，再由校学术委员会无记名投票表决。我对投票结果虽有否决权，但行使否决权又必须有能公开说服人们的充足理由。正是这样做，保证了教师出国搞科研和进修工作的顺利进行。
建立系主任责任制，是科大实行纵向分权的重要途径。近代化学系常务副主任俞书勤副教授告诉记者：在高等院校，权力不能过分集中在校一级而捆住系一级的手脚。各级都有一个放权问题。科大的系主任有权提名任免系副主任和任免系副主任以下的干部；有权聘用校内外人员，下达工作任务和决定本系人员的内部调动，并将不适合工作要求的人员提请学校另行分配工作；有权确定初级技术职务，并推荐授予高中级技术职务的人员名单；有权为本单位成绩优异、贡献突出的教职工申请晋级和增加工资等级；有权决定本系的教学计划、研究生培养方案；有权支配本系包干的教学、行政经费和国家投资的重点学科实验室建设项目经费；有权支配对外协作科研收益所得的发展基金和本系的集体福利基金；有权从本系创收所得的经费中提取一定比例的经费用作奖金、酬金，并决定奖金分配方案；有权提名推荐本单位人员参加国际会议、出国考察和进修。
长期以来，我们有些同志认为一个地区或部门的一切问题，他都可以拍板，而不懂得上级虽然可以否决下级的决策，但不能代替下级决策；一说加强领导，就出现“司令员做排长的事”。科大给向分权的情景，也许能促进我们思考如何改变这种现象。
为民主建设添砖加瓦
叶伴
中国科技大学实行民主办学、民主治校，有一些新做法，本报将陆续介绍。读了开篇，也许有人会提问：在大学里搞“分权制衡”，有没有搬用西方资产阶级一套的嫌疑？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来学习一下《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其中明确提出：“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一，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中国科大的做法，符合中央关于“切实推进整个社会生活民主化”的方向，符合宪法关于实行学术自由的原则，并不是什么“旁门左道”，应无歧义。至于在具体做法上，是不是某一两点与西方某些大学相类似，也不必避嫌。欧洲从文艺复兴开始，大学的管理就有民主的传统。对于人家的管理经验，也不妨实行“拿来主义”，结合我们的国情，用作民主建设的砖瓦。
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是一项伟大而复杂的事业。在这项事业中，需要在中央正确方针指导下的创造，需要开拓，需要从每个基层单位一点一滴的改革做起，坐等上面统一规定不是好办法，而应当象中国科大那样，主动添砖加瓦。（编余短论）1986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第三版。
校政公开
──民主办学在中国科技大学（之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有许多新鲜事令人振奋：开校长办公会议，教职工可以去旁听。搞新校区工程规划，师生们可以在草图上添进自认为理想的一笔。教学、科研设备大多是国内外八十年代第一流的，而党政机关的办公楼还是五十年代盖的，全校没有一部高级进口小汽车……来参观访问的人称赞科大校领导开明，而科大的同志却说：“再开明的领导，要是没有制度保证，也可能走向反面。”的确，记者在这里看到的新鲜事，无不直接或间接同民主办学的标志之一──校政公开有关系。
第一副校长方励之教授说得好：既然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确立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既然我们共产党人信奉唯物史观并要打破“君贵民贱”、“上智下愚”、“为圣者隐”等封建观念，那么实行校务活动公开化，主张教职工对校政有了解权、参与权、监督权，就是应有之义。公开是前提，公开了，大家知政，才能参政，也才能监督。
科大一年一度的教职工代表大会，是校领导向教职工报告当年工作，并公开今后若干年全校大政方针的第一条渠道，也是教职工参与学校决策和对校领导实行民主监督的主要形式。去年7月召开的首届教职工代表大会，一共征集到四百多份咨询校政的提案。为使广大教职工了解本校如何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五十七岁的校长管惟炎在历时两天的会议上，先后七次上台回答代表的提问，尽管他已经腰酸腿痛，但心里甜丝丝的。
尽管连续召开了十一次的学生代表大会，是同学们了解校政、校领导征求民意的又一条渠道。记者与学生会干部黎彦修、肖强等同学座谈后得知：在最近一届学代会上，围绕必修课与选修课的比例、学分制等问题，校长、党委书记、教务长、总务长既向同学们一一说明想法与做法，又认真听取同学们的建设性意见。管惟炎还要求有关部门把如何采纳学生建议的信息，在一周之内直接反馈到学生中去。
近年来由群众自发组织的青年教师俱乐部、中老年教师俱乐部是科大实行校政公开的第三条渠道，人们称之为“民间渠道”。记者在采访近代化学系孙繁熬副教授时了解到，有三百多名教授、讲师自愿参加的中老年教师俱乐部每两周聚会一次。管惟炎、方励之、龚升等校领导在俱乐部里，也只是普通会员而不是校长。音乐声中，品茶之余，他们无拘无束地向其他会员说其欢乐，谈其苦恼。由于他们的喜忧往往同校政相关联，其他会员也就自然而然地了解到一些校务活动并随之参谋一番……
校政公开起码有两大好处：
其一，有助于弥补校领导个人才智和经验的不足。
管惟炎说：“改革把象我这样的几个书生推上了科大的领导岗位。我们对教育理论并不精到，也缺乏管理高校的经验。”更何况当今世界面临着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大学校长需要决策的问题，是任何个别能人单凭一己智慧和经验难以应付的。而一旦校政公开，就能发挥全体教工、学生的群体效应，以弥补校长、书记的个体缺陷。
其二，有助于克服调节过程的非连续性。
和记者一起在科大采访的安徽省委宣传部干部王杰说：当我们冷静分析“文革”的社会历史原因，那就会发现中国社会调节机制的弱点之一──不是经常不断地调节，而是等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调节。而校政公开能使科大决策层及时得到并依据反馈信息，经常不断地制止大的失误。在校领导中，方励之分管财务。他不当那种谁买把螺丝刀也得找他批条子的“财政大臣”。今年初他先向大家说明全校本年度共有多少钱，让各系提自己预算、各教研组提本课题可行性研究报告，再由校长办公会议、校学术委员会讨论，然后按审议结果一次把全年经费分到各系、各科研。财务彻底公开，经费一次分配，一可防止花钱不当，二可减少报销手续，三可避免各单位私下报怨别人占用了他的资金，但也带来一个麻烦──几乎每个科研组都要派人外出购买器材。在今年9月29日的中老年教师俱乐部聚会上，方励之了解到教师们跑器材的难处。10月9日，他便召集各试验室负责人商议。大家说：可否对一年经费一次分配到各系、各科研组的决策做一点修正，全校统筹解决各单位急需的器材？
对“主人”不保密
叶伴
中国科技大学开校长办公会议，教职工可以进去旁听。在某些同志眼里，可能会充满惊讶疑惑：这是不是违反组织原则？会不会泄密？
在革命战争年代，召开军事会议当然不能随便往里闯，但那时也实行了种种军事民主的办法。真正把决策会议搞得神秘而又神秘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那时开会常常议“敌情”，分析“阶级斗争新动向”，布置整谁斗谁，当然天机不可外泄，嘴上说相信群众，其实是处处防范群众的。现在工作中心是搞建设，尤其是象大学这样的文教单位，召开校长办公会议无非是商量怎样办好学校，对学校的主人──师生员工，有什么值得保密的呢？
如今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要当家作主就得了解各种情况。党中央倡导决策民主化科学化，不了解情况也就无从出谋献策。这就要改变一些传统的观念和做法。本报介绍中国科大校政公开的具体做法，并非意在普遍推广，但这确是一种很启发人的尝试。当然，讨论干部人事问题，涉及国家机密的问题，该保密还要遵守保密纪律，是不待言的。（编余短论）1986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第三版。
言无禁忌
──民主办学在中国科技大学（之三）
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到“言者有功，闻者受益”，这是对民主化认识的一个飞跃。
还有谁比致力于科学者更懂得为什么要破除言禁，以造成言者有功的局面？科大的师生说：科学的发展，不仅需要“外在的自由”──人们不会因为发表意见而遭受损害，而且需要“内心的自由”──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如果我们相互告诫“祸从口出”，力避“以言获罪”，那还怎么为中国科技现代化作贡献呢？
科大科研处长余翔林的小本本上写着：1978至1985年，全校共完成并通过鉴定的主要科研成果达二百四十一项。其中，获国家发明奖一项、自然科学奖三项，获中国科学院和国家各部委科技成果奖一百一十八项……才思泉涌与言路大开紧密相联。今天在科大，不论是国事、校事，谁有意见都可以尽情地说，大声地“吵”。谁想作学术报告和开学术研讨会，用不着校领导批准，只用自贴海报一张。倘若科大的师生象“文革”中那样被逼得“三缄其口”，何谈科研成果灿烂！
也许因为这里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吧，据副校长辛厚文教授介绍：全校已派出九百多名师生赴十八个国家进修、讲学、短期访问、合作研究以及攻读博士学位，已有二百名师生学成回校，其中三分之一成了校系领导成员。科大目前与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等许多著名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近三年来，平均每年有二百多名外籍专家来校访问、讲学和开展合作研究。著名美籍华人学者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以及今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李远哲等，均是科大名誉教授。
显然，党的对外开放政策已经使科大初步形成开放系统。它不可能在封闭中发展，而只能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流才能前进。如果说封闭系统要靠“一言堂”来维持的话，那么开放系统则是须臾也离不开“群言堂”的。科大为什么能够出现言无禁忌的气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那么科大是怎样破除言禁的呢？可否表述为：校领导开一种新风──言者受到尊重，失言不受追究；师生们奔一个目标──有民主政治之意识，无仰人鼻息之忧患。
应用化学系教授温元凯上书中央，力陈科技教育体制改革。校领导全力支持，任命他担任系主任。对敢于直言的同志，即使说话“走火”，校党委也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副书记王学保说：谁能要求一个自然科学家连发发牢骚也得精心选择政治上安全的字眼！
两年的校长担子挑下来，管惟炎教授迸发出这样的心声：多一种由深刻思惟构成的观点，不论其本身还存在多少不足，只要说出来，学校决策层的活动空间就大一分，可供选择的途径就多一条。去年春，近代物理系学生李垣辰说：科大要是继续强调培养科研人才，必将日益失去对青年学生的吸引力。──这对于有“科学家摇篮”之雀的科大来说，似乎是一种“离经叛道”，但校刊却全文发表了他的谈话。如今，当人们谈到科大将适当培养一点政府工作人员时，仍不能不念叨李垣辰那篇虽不甚严谨，但却为有关方面提供了思想营养的谈话。
和记者一起在科大采访的安徽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王传寿扼腕叹息：“反右”一扩大化，许多人就不愿说话了，无数好主张深埋腹中自生自灭，这是多大的智力浪费啊！如果我们今天不明确提出“保护失言者”，也难免还有人以“一辈子不写文章、不亮观点”为信条。当然，我们是着眼于失言往往是嘉言的先导而保护之，而不等于不要批评与自我批评。
科大师生由衷称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人们带来了精神上的解放、观念上的更新。他们说：新中国诞生给了我们不再仰人鼻息的主人地位，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了我们锐意探险究、纵智论争的勇气。即使是年轻的本科生、研究生、助教，也无不意气风发、雄辩滔滔，以主人翁的姿态对国事、校事发表意见的民主意识极强。校领导设意见箱和校长接待日，以听取教职员工意见。师生们不认为这是“清官”对小民的“恩赐”，而认为校领导如不全心全意为广大师生服务，就将被抛弃。自1984年秋以来，校刊上批评与建议一类的稿件约占八分之一。师生们不认为这是管惟炎、方励之等“从谏如流”，而认为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参差必然导致舆论的不一律，运用舆论的力量监督校领导行之有效而且理所应当。
培养民主意识
叶伴
谁想做学术报告，用不着领导批准，只消自贴一张海报；谁对校领导有意见，用不着背地议论，可以争取发表在校刊上。这些做法，不是海外奇谈，而是中国科技大学校园里的现实。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科大的领导开明。其实，言论自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公民民主权利，而不是谁的恩赐。只是因为有一个时期，党内和党外的民主生活都不那么正常，一些单位的领导脑子里不大有宪法的概念，搞惯了“一言堂”，这才使得开放言禁的做法变得新奇起来。搞“一言堂”，不民主的领导固然要负主要责任，但“堂”下的公民缺乏民主意识，不敢乃至不知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遇到压力就噤若寒蝉，也是在客观上助长了“一言堂”的。所以实行言论自由，不光靠本单位的领导开“禁”，更需广大群众无“忌”。在学校里首先造成民主的环境，对于培养具有民主意识的一代新人尤其有深远意义。
当然，说“言无禁忌”并非可以不负责任地乱说。宪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也是不能忘记的。（编余短论）1986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第三版。
兼容共进
──民主办学在中国科技大学（之四）
教育体制改革的热流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园中奔涌。同一座化学楼里，温元凯副教授等主张强化教研室，扩大室主任的权限，实行人事、工作、财政三位一体。俞书勤副教授等则主张撤销教研室，全系教师的教学工作由系主任统一安排，带有强制性，而科研工作则本着“爱好一致、志趣相投”的原则组成课题组自愿进行。
两种意见如此相左，怎么办？校领导认为并不难办，兼容共进。1984年至今，这两种方案都在试行，而且都结出了硕果……
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的科大校长管惟炎教授，能忘记蔡元培先生是把“民主自由”、“兼容并包”联在一起作为北大办学原则的吗？管惟炎说──
要民主办学，就要兼容共进。大学里懂科学又知民主者何其多！他们难道不了解真理的发现可以是多途径的吗？不明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许多方面，多元化比强求一律好得多吗？不清楚起之于“反右”扩大化、而登峰造极于“文化大革命”的那种虚假统一是可悲的吗？既然如此，治理高校不讲兼容共进又怎么行呢？
再说，随着国家对外开放的步伐日益加快，大陆炎黄子孙近年来终于懂得：各民族科学文化都不可能在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下发展。必须把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具有普遍适应性的经济行政管理经验和其它有益文化学到手，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这难道不叫兼容共进？科大每年有那么多外国专家来讲学，又有那么多师生出国学习，我们要是采取“独尊一家”的态度又怎么行呢？所以，要对外开放，就要兼容共进。
还有科大的十三个系、四十一个专业，大都富有多学科互相渗透的特色，它本身就是兼容共进的产物。教职员工不从属政府机关。书生议论和官方声明是两回事。校领导认为容纳各种民间意见，包括容忍“异端邪说”，造成的负作用是有限的。所以，兼容共进是科大是应该也可以行得通的。
由第一副校长方励之教授兼主任的科大天体物理研究中心，现是国内外天体物理学界引人注目的队伍。在有关“宇宙大尺度结构”的研究中，一些年轻人提出了和方励之不同的见解。方励之说：好！有不同观点的撞击，才有可能迸发出真理的火花。这个中心的十多名成员，既同室争锋，又“和平共处”，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近年来，他们在国内外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二百多篇。去年方励之与日本京都大学佐藤文隆教授合作的论文，获1985年度国际引力研究基金会论文一等奖。
科大党委宣传部长华伟范说：我们学校的党政领导成员大多能象方励之教授那样，重视活跃周围同志的思想，鼓励大家对各类问题提出不同看法；另一方面，当出现不同意见后，又不急于做结论，而要看实践。从领导这一头看，科大是这样兼容共进的。
“热爱自己的专业，尊重别人的专业”、“要团队精神，不要同行相残”，诸如此类的口号，在科大教职工中深入人心。每次评定教师技术职务，据实直书的上告信全校约出现十来封，但互相拆台、互告刁状的事还从未见过。凡在科大工作十年以上的教职工调离科大，有关部门总要请他吃一顿便饭，一面感谢他为科大付出了辛勤劳动，一面征求他对办好科大的意见。今年10月4日上午，记者在访问分管科大人事工作的副校长龚升教授时，见到一位已经调离科大的教师要求再调回来。龚升拉着他的手说：“欢迎！”
科大的学生可以跳级，在升入二年级前还可以转系，可以选修功课，只要考试合格，还可以免修某些课。这里有少年班、本科生、研究生、博士后，还有夜大学和定向培养的成人大专班。这里有师生共用的改革论坛，有关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各种见解都能一吐为快，只要你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里有座水榭式的学术报告厅，厅外红红绿绿的海报，令人目不暇接，厅内你讲“米丘林”，我讲“摩尔根”，流派纷呈，各展所长……
一句话，科大的师生在直接间接地陶冶自己容忍异己、容忍不同意见的气质。这也许能从群众这一头回答──科大是怎样兼容共进的。
要不要兼容“杂草”
兼容各种流派，并包不同意见，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无论搞政治的、做学问的，除了投机者外，没有一个不认为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与自己不同的意见，从“自己”这一面看来，自然会认为是“错误”的。所以容纳不同观点，实质上是能否容纳看来“错误”的观点，也就是怎样对待过去我们常说的“毒草”的问题。
唐人有诗云：“花下一禾生，去之如恶草。”百花齐放当然好得很，但疑似杂草的花下禾苗要不要急急忙忙地锄掉呢？锄掉禾苗又哪来的“十里稻花香”呢？一部科学史早就表明：新发现、新学说在它们刚刚诞生的时候，是常常被看作“异端邪说”的。当然，科学上也确有谬误，但鉴别真理与谬误的唯一办法是实践。当实践证实花下确有“恶草”，人们自然会抛弃它们。因此，能不能容纳“异端邪说”，直接关系到民主的建设和学术的繁荣。
中国科技大学从上到下倡导兼容共进，是民主治校的一个良好开端。但它毕竟不是光靠一些开明人士就能做到的开明之举。根本的办法还是要象《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强调的那样：“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编余短论）1986年11月4日《人民日报》第三版。
关键是信任知识分子
──民主办学在中国科技大学（之五）
本报记者 鹿舫
当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阐述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时，当胡耀邦同志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着重说明应当如何看待知识和知识分子时，中国科大校园中，白发教授喜泪纷飞，少年大学生笑弯了眉毛……校长兼党委副书记管惟炎教授说：科大民主办学是打这儿开始的。民主办学不就是指广大师生在政治上、学术上享有的自由发表意见并参与校政管理的权利吗？政治上、学术上自由发表意见，就得思想解放；而任何一次思想解放，无不以知识分子为先锋，参与校政管理，就得有科学文化知识；而科学文化知识，目前相对集中在知识分子身上。
就拿第一副校长方励之来说吧，这位因“反右”扩大化而被错误地开除党籍达二十年之久的党员教授，曾大声疾呼：“知识分子要作党的诤友，但又不能只限于当诤友。因为，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科学技术所占的比重非常大，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没有科学方面的背景和文化方面的素养往往看不清。同时，知识分子也意识到自己的社会作用不仅仅在技术方面，而要对整个社会进步负责。”1980年，共有一百二十名教职工的物理教研室由全体人员民主选举室主任，方励之以93%的多数票当选。他充分运用自己的学识，实行室务活动公开化，完善权力制约制度，提倡学术自由，鼓励竞争淘汰。没过多久，物理教研室教学、科研便蒸蒸日上，全校上下刮目相看。
校党委副书记王学保说：民主办学必须依靠知识分子。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相信知识分子是能够依靠的，他们懂得搞民主办学不能不受社会主义法制制约，不能不受党和国家文教科技政策制约。
也许有人问：为什么科大党委这样信任“老九”呢？据记者了解，原因有三：一是他们有尊重和依靠知识分子的传统，二是科大师生的现实表现无愧于党的信任，三是有一定的组织措施保证。
1958年秋，中国科学院只给过短短四个月的筹备就办起了科技大学，如此神速的原因之一是，科大的教师全部由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兼任。“短期这样干可以，长期这样干，岂不等于一个国家没有常备军吗？”校党委第一、二任书记郁文、刘达在一起商量开了，进而勇敢地决定：把项志遴、曾肯成、朱兆辉、陈希孺、殷涌泉、方励之等三十多位当时已被错误地打成“右派”或遭受批判的人士请到科大来任教。召集他们都成了各系科的学术带头人。
在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的过程中，校党委书记杨海波指示人事部门到市井小巷、荒漠边塞以至劳改就业人员中发掘因搞人为的“阶级斗争”而蒙受冤屈的人才。科大教师队伍中又因此增加了张景中、杨陆、王仁川等十多名副教授……
这几年，科大到国外访问、讲学和开展合作研究的教师有三百多名，人人一到期就回国。生物系龚立三副教授在美国从事基因工程研究喜获突破。有的国家要高价购买他的成果，也有人劝他在美国申请专利，但他均婉言谢绝，毅然把成果带回祖国。自1997年恢复高考以来，科大既有60%以至80%本科毕业生考取国内外研究生的纪录，也有顾卓成、俞江等同学主动要求去新疆、西藏工作的光荣。今年5月，校党委举办业余党校，准备在学生中招收二百名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谁知有五百多学生踊跃报名。
在科大，人们尊重知识超过尊重官阶，要得官阶先得有知识。全校最高决策机构──校务会议的七名参加者都是知识分子，其中五人是党员教授。总支副书记、副处长以上的党政干部都是大学毕业生，其中60%以上既当官又教书。要提拨系主任，则一律在教授中挑选。正是这些组织措施，从政治上保证了知识分子是科大的主人，使“从政谋特权”的做法失去了旧日的诱惑力，防止了由于尊重官阶超过尊重知识而可能导致的科学技术方面的萎缩。
民主建设的依靠力量
叶伴
中国科技大学探索民主办学，实行“分权制衡、校政公开、言无禁忌、兼容共进”。这些原则和办法，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就是真正信任知识分子。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有忧国忧民的传统。他们知识较多，思想活跃，不那么容易盲从，其中有相当一批人执著地追求真理。所以近代的每一次民主潮流，都是首先由知识分子推动的。特别是当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这种民主精神成为一种可贵的革命力量。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知识分子的民主呼声曾被当成大逆不道，“以言获罪”的革命同志中，主要是知识分子。这些失误，曾经延缓了民主的历史进程。
如今，党中央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其实质也是尊重知识分子的民主权利。在社会主义民主进程中，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依靠力量，而决不是异己力量。一个单位，尤其是一个文教单位，民主空气怎么样？只要看那里的领导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如果对知识分子总是疑神疑鬼、防这防那，那么，无论民主的调子唱多高，也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编余短论）1986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