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 :刘少奇提高不了,毛泽东也贬低不了
七千人大会
(原刘少奇同志秘书、中宣部部长邓力群 1999年6月7日)
从去年开始,请段若非编选了马恩列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接着我选编了文革前十年和文革十年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又重印了七千人大会以前选编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两条战线的斗争;今年春天以后,又看了薄一波同志重大事情的回忆和思考上卷,主要是1962年以后部分的材料和论述,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反复考虑了这些材料里有关的问题,今天开始把一些想法给大家汇报一下,可能要讲4-5次,或更多一点,讲到去北戴河以前。每次二小时左右,一周一次。讲的方法上与过去有些不同,有关马、恩、列、斯、毛的论述,过去只凭记忆讲,现在把有关原文给大家念念,整理时全按原文,力求严谨一点。
七千人大会
今天讲的第一个问题是:从一段话说起。去年刘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发表了很多文章,也发表了一些当时的文件。应该讲,大多数文章,对于了解刘少奇同志的一生、了解党和国家的历史,都起到好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在这100周年纪念活动里,噪音不少,有的还相当厉害。现从一篇文章的一段话,开始谈有关方面的问题。该文章的作者叫什么,不必多去注意,重要的是文章里的意见,所表述的思想。先把这段话给同志们念一下:”少奇在1949年就提出,全国解放之后,全党工作中心应转到经济恢复和发展上。1951年,在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上,他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坚持五种经济成分共存。1956年,全党一致通过,将其写入《党章》。八大结束之后第三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少奇说:八大关于我国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少奇十分震惊,只回答:’呦,《决议》已通过公布了,怎么办?’毛主席在八大前和会议期间从没有提出过异议,现在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意味着全党工作中心仍是阶级斗争,而非经济建设。24年风风雨雨,一直就没有离开过以阶级斗争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核心分歧点。1980年,党的十二大召开,我们党终于又把少奇以一贯的行动所坚持的这一中心,正式写入《党章》。实践证明,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
七千人大会
这段话很值得注意,文章不长,对历史的表述,说得客气一点是混乱的。但是意思却是非常明显的:争论的核心,毛泽东只搞阶级斗争,刘少奇一贯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抑毛扬刘,非常鲜明。通俗地说,就是提高刘少奇,贬低毛泽东。究竟站不站得住,我看还得从历史的叙述中来说明这个问题。据我看,用贬低毛泽东的办法来提高刘少奇,其结果刘少奇提高不了,毛泽东也贬低不了。虽然是一个人的文章,但赞成这种意见的、写这样一类文章的大有人在。很有必要认真对待,还历史以本来的面貌。不能够让这些人篡改我们国家的历史,篡改我们党的历史。这段话对我们提出问题、讨论问题有点作用。
下面就这篇文章里所提的问题,开始我的叙述。
第一句话:”少奇在1949年就提出,全国解放之后,全党工作中心应转到经济恢复和发展上”。它没讲在什么场合在什么文章里讲。这就发生一个问题,1949年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有什么说法没有?是没有说还是说了?说了是怎么样说的?和上列的说法是一致还是不一致?必须查阅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论证不能不引经据典,不能光凭印象,要用文件,要用事实来证明。
二中全会的决议第4段这样写道:”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入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为了这一点,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
毛主席没讲中心吗?不仅讲了中心,还讲了党政工会群众团体文教等,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生产建设,都要为生产建设服务。还进一步讲,各种工作围绕生产建设为中心,还有个力量的配备问题,还有个依靠什么力量、团结什么力量、反对什么力量的问题。生产建设中心任务的进行,要有阶级路线的指导问题。也就在这一节里,毛主席还讲了:”我们依靠谁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了。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这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做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
前引那段文字里讲刘少奇只讲了那么一句话,我不相信。作者就把其他的话都否掉了,只剩下这一句,这是抬高刘少奇吗?实际不是贬低刘少奇吗?还有一点,究竟是毛主席讲话在前,还是刘少奇讲话在前?文章没说毛主席七届二中全会讲的那些,然后刘少奇讲了这些。这是党的决议啊!刘少奇宣传党的决议,这不正是党员应该有的义务吗?为什么不把事情说清楚?在1949年全国解放后,毛主席没声音,刘少奇就是一句话,这符合历史吗?这不是歪曲历史是什么?这样来贬低毛泽东,贬低得了吗?这样来抬高刘少奇,能够抬得上去吗?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和会议决议,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由此给我们一个启发,遇到这样或那样一种议论的时候,我们最好查查当时的历史、当时的文件。
第二句话:”1951年,在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上,他(少奇)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对这个问题,在薄老的书里讲得很详细、很清楚。在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之前,党中央酝酿、起草通过共同纲领。那个时候的党中央,那个时候的高级干部,都有个共同的认识,我们取得全国政权以后,要按照共同纲领来进行全面工作。对于过渡到社会主义问题,那时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甚至决定在共同纲领里”社会主义”四个字都不写。参加起草共同纲领的同志,都同意按照共同纲领的要求来进行经济恢复、进行经济建设。意见都是一致的,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按照共同纲领搞一段以后,看情况的发展再说。在这种情况下,1951年刘少奇同志写了一句”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并不奇怪。共同纲领的起草,共同纲领的执行,党中央是一致的。在一致的基础上,刘少奇此时讲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没什么出格的。
问题在后来,到了1952年,全国的土地改革已顺利完成;三反、五反对资产阶级的毛病、资产阶级的罪行进行了打击,资产阶级在很多问题上不能不服输;抗美援朝取得胜利已经进入谈判阶段。我是1952年10月到北京的,分配到中央办公厅工作。当时听到说,苏联和东欧的同志(包括来华的),不断地提出,你们与资产阶级的合作一直长期坚持下去吗?他们说,东欧的国家经过人民民主制度转到社会主义制度了,你们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还一直坚持下去吗?反映到中央,起的作用有多大,我不知道,至少也是考虑问题的因素之一吧。
七千人大会
杨尚昆那时是办公厅主任,列席中央的书记处会议,每周都在办公厅主要负责人的会议上传达中央会议的精神,1952年年底,多次传达中央正在考虑,共同纲领是不是要有过渡,是不是有必要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次比一次讲得更准确。同时批判一些错误观点。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条是四大自由,另一条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新民主主义本身是过渡时期,天天在变,年年在变,它的社会秩序怎么确立?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意思一样,说法不一样。查阅党的历史文件,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是起草共同纲领过程中的一种提法,不是刘少奇提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52年十月,刘少奇代表中央组织代表团去参加苏共的19次代表大会,他作为代表团的团长,临行前毛主席委托他代表中央也是代表他自己向斯大林说明,我们党根据新的情况,准备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征求斯大林的意见。在莫斯科期间,他给斯大林写了一封长信,认真负责地完成了这个委托。这个长信,只一头一尾没有,其余部分在薄一波的上卷回忆思考里都选录了。这说明什么呢?没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前,刘少奇在1951年确实提过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可是等到中央、毛主席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他和大家一起酝酿,一起讨论,意见完全一致,而且在接受毛主席的委托时尽心尽意。斯大林看了信后,同意我们党的考虑,认为这样做合适。
七千人大会
1953年,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提纲,是中央宣传部根据毛主席的意见起草的。这个宣传提纲经中央审阅,毛主席做了重要的修改。在我的印象里,没有听说刘少奇对宣传提纲有什么不同意见。接着1954年起草第一部宪法。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全民所有制,发展集体所有制。1954年宪法起草出来后进行讨论,中央决定由刘少奇代表中央做关于起草宪法的报告,时间是1954年,在北戴河会议期间,主要起草人是陈伯达,帮助起草的有胡绳。中央审定后,少奇同志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做宪法报告。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总路线的通过,都没听到刘有什么不同意见。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后,少奇同志没有再讲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历史的脉络,历史的面貌,就是这样。为什么要说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写进了八大通过的党章呢?八大党章里没有说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为什么造这个根本没有的事?我们看这样的文章,真要当心一点。
第三句话,”坚持五种经济成分共存”。我知道一点原委,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张闻天。1948年8月间,我从吉林榆树县调到哈尔滨,作为东北局的巡视团员。张闻天把他起草的东北经济构成的稿子给我看。看了很受启发,非常高兴,它在我面前展开了一个新天地。
1948年夏天,东北战场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已经顺利结束。东北人民解放军进入反攻,国民党只龟缩在铁路线的几个据点。在这以前,跟内地解放区不一样,东北解放区占有几个中等城市,哈尔滨叫东方巴黎,可以同天津齐名,当时在全国来讲,有这样规模的城市没几个。还有牡丹江、佳木斯、齐齐哈尔。1946-1948年农村搞土改的同时,巩固、发展城市,对工商业的管理,工商业的政策积累了初步的经验。1948年秋,东北很快就要全境解放了。历史的发展,实践的经验,启发张闻天,研究东北全部解放以后任务是什么?路线是什么?理论是什么?扼要地说就是允许和坚持五种经济成分的发展。不是只靠个人的天才,而是生活的启发,使得张闻天在我们党内第一个研究这个问题,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
报告送到中央,受到了刘少奇和毛主席的高度重视,刘少奇做了很多很重要的修改,随时送给毛主席,毛主席又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
有两点我没有搞清楚。第一点是我看到张闻天的稿子头一段是引列宁的《论粮食税》里讲的五种经济成分,思想的形成是受实践启迪,文字的表述却还是从书本出发。究竟是送给中央以前张闻天已把这段删掉了,还是到了中央被刘少奇或毛主席把这段删掉了,搞不清楚。
第二点,我看的稿子里,张闻天对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要利用要联合,另一方面要排挤,联合的过程中逐步排挤,以至于完全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掉。这一点,是送给中央之前他自己改掉了,还是到了中央以后刘少奇改掉了?刘少奇跟我说过:张闻天在五种经济成分的论述中,对民族资产阶级,一面是利用,另一面是排挤,这个意见不对嘛!按照这个口气来讲,送中央之前还留着排挤的意思,是送到中央后毛主席、刘少奇改成利用和限制。毛刘修改以后由党中央批转各中央局,那个时候其他的中央局都还在打仗,只有东北局把经济工作放在第一位布置实施。
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讲话第六段说:”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
这段里的,第四是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的方针政策:
“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但是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
这段话的概括全面深刻,从理论的深度来讲,比张闻天起草并经过刘少奇修改的要高出很多了。
总而言之,先是张闻天提出,经过刘少奇修改,最后到毛主席那里,形成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毛主席这套理论不但在我们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起过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到今天仍然有着不可忽视、不可低估的重要指导作用。在世界范围里来讲,比列宁的粮食税政策,比苏联的新经济政策高明得多了。
到了1954年夏秋之间,召开全国的财经会议,周总理传达中间,批评了薄一波同志关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一视同仁的税收主张。周总理的讲话中,说毛主席认为薄一波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高岗趁机活动,抓住解放初期刘少奇同志的几次缺点:对山西农业合作社的批评上纲太高;东北不要急于搞互助合作,允许富农有些发展;在天津鼓励民族资本发展,有些话说得难听。在供销合作社盈利分红问题上,张闻天主张分红,少奇同志反对分红,毛主席表示在这个问题上他同意张闻天的意见,不同意刘少奇的意见。中央一批评薄一波,高岗错误地以为时机到了,在背后进行非组织的活动,那时的一种说法叫”随波逐刘”。搞得非常紧张,说什么解放以后的政权党务都被两个摊摊把持,一个是刘少奇的摊子,一个是周总理的摊子。胡说有一个军党论,吹捧林彪,贬低周总理和刘少奇。引起了毛主席的警惕。也是这个时候,毛主席在中央少数同志内部酝酿,让其他中央的同志出来主持第一线的工作,他退到第二线去研究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1954年春节期间,他要去外地,行前召开会议,正式提出一线二线的问题,并且提议刘少奇同志在一线主持日常的工作。高岗马上表示说,现在还不成熟,主张轮流当第一线的负责人。更加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后来一次会,不知是不是和这次连着,还是另外一次会,开完会高岗出门时跟陈云同志一道走,他跟陈云讲,党中央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高岗一上汽车,陈云同志马上回去向毛主席报告。那时总路线的提纲已经发表,准备起草宪法了。毛主席带着胡乔木、田家英去杭州,首先考虑研究起草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恰好在这时听到了陈云同志的反映,就更加引起了毛主席的警惕,临走的时候对刘少奇同志说,现在看来增强党的团结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要刘少奇同志负责起草一个增强团结问题的决议。北京把草稿送交在杭州的毛主席,毛主席说这个稿子不行。他亲自指导,另外起草了一个增强团结的决议。并同时起草了一个八届四中全会的报告,解释增强团结的精神,要少奇同志主持这个会,代表中央做关于增强团结的报告。四中全会以后,在小范围里揭露高岗的反党集团,这时饶漱石也和他搞在一起。一直搞到1955年召开党的代表会议,讨论两个问题,一个关于高、饶反党同盟的问题怎么处理;另一个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会议决定把高、饶开除党籍;会议正式通过了陈云同志负责起草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报告的方针、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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