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街往西北走五里地，就是条子沟。沟长三十里，有四个村子。每个村子都是一个姓，多的二十五六家，少的只有三户。
沟口一个石狮子，脑袋是身子的一半，眼睛是脑袋的一半，斑驳得毛发都不清了，躺在烂草里，天旱时把它立起来，天就下雨。
镇街上的人从来看不起条子沟的人，因为沟里没有水田，也种不成棉花，他们三六九日来赶集，背一篓柴火，或掮一根木头，出卖了，便在镇街的饭馆里吃一碗炒米。那些女人家，用水把头发抹得光光的，出沟时在破衣裳上套一件新衣裳，进沟时又把新衣裳脱了。但条子沟的坡坡坎坎上都能种几窝豆子，栽几棵苞谷，稀饭里煮的土豆不切，一碗里能有几个土豆，再就是有树，不愁烧柴，盖房子也不用花钱买椽。
镇街上的人从来缺吃的，也更缺烧的，于是就只能去条子沟砍柴。我小时候也和大人们三天五天里进沟一次，十五里内，两边的坡梁上全没了树，光秃秃的，连树根都被刨完了。后来，十五里外有了护林员，胳膊上带一个红袖筒，手里提着铐子和木棒，个个面目狰狞，砍柴就要走到沟脑，翻过庾岭去外县的林子里。但进沟脑翻庾岭太远，我们仍是在沟里偷着砍，沟里的人家看守不住村后的林子，甚至连房前屋后的树也看守不住。经常闹出沟里的人收缴了砍柴人的斧头和背篓，或是抓住砍柴人了，把胳膊腿打伤，脱了鞋扔到坡底去；也有打人者来赶集，被砍柴者认出，压在地上殴打，重的有断了肋骨，轻的在地上爬着找牙，从此再不敢到镇街。
沟里人想了各种办法咒镇街人，用红漆和白灰水在石崖上画镇街人，都是人身子长着狼头，但几十年都没见过狼了，狼头画得像狗头。
他们守不住集体的那些山林，就把房前屋后属于自家的那些树看得紧。沟里的风俗是人一生下来就要在住户周围栽一棵树，松木的桐木的杨木的，人长树也长，等到人死了，这棵树就做棺材。所以，他们要保护树，便在树上贴了符，还要在树下囲一圈狼牙棘，还要想法让老鸦在树上搓窝。谁要敢去砍，近不了树身，就是近去砍了，老鸦一叫，他们就扑出来拼命。但即便这样，房前屋后仍还有树也被砍掉了。
我和几个人就砍过姓许的那家的树。
姓许的村子就三户，两户在上边的河畔，一户在下边靠坡根。我们一共五个人，我和年纪最大的老叔到门前和屋主说话，另外三个人就到屋后去，要砍那三棵红椿树。老叔拿了一口袋十二斤米，口气和善地问换不换包谷。屋主寒毛肌瘦，穿了件露着棉絮的袄，腰里系了根草绳。老叔说：米是好米，没一颗烂的，一斤换二斤包谷。屋主说：包谷也是好包谷，耐煮，煮出来的糊汤黏，一斤米只能换一斤四两包谷。老叔说：斤六两。屋主说：斤四两。我知道老叔故意在谈不拢，好让屋后砍树的人多些时间。我希望砍树的人千万不要用斧头，那样有响声，只能用锯，还是一边锯一边把尿尿到锯缝里。我心里发急，却装着没事的样子在门前转，看屋主养的猪肥不肥，看猪圈旁的那棵柿树梢上竟然还有一颗软柿，已经烂成半个，便拿脚蹬蹬树，想着能掉下来就掉到我嘴里。屋主说：不要蹬，那是给老鸦留的，它已经吃过一半了。我坐在磨盘上。沟里人家的门口都有一个石磨的，但许家的石磨上还凿着云纹。就猜想：这是为了推着省力，还是要让日子过得轻松些？
日子能轻松吗？！
讨价还价终于有了结果，一斤米换一斤半包谷。但是，屋主却看中了老叔身上的棉袄，说如果能把那棉袄给他，他可以给三十斤包谷。老叔的棉袄原本是黑粗布的，穿得褪了色，成了灰的，老叔当下脱了棉袄给他，只剩下件单衫子。
当三个人在屋后放倒了三棵红椿树，并已经掮到村前的河湾崖角下，他们给我们发咕咕的鸟叫声，我和老叔就背了包谷袋子离开了。屋主说：不喝水啦？我们说：不喝啦。屋主说：布谷鸟叫，现在咋还有布谷鸟？我们说：噢噢，那是野扑鸽声么。
过了五天，我们又进沟砍柴，思谋着今日去哪儿砍呀，路过姓许的村子，那个屋主人瘦了一圈，拿着一把砍刀，站在门前的石头上，他一见有人进沟砍柴的就骂，骂谁砍了他家的树。他当然怀疑了老叔，认定是和老叔一伙的人砍的，就要寻老叔。我吓得把帽子拉下来盖住脸，匆匆走过。而老叔这次没来，他穿了单衫子冻感冒了，躺在炕上五天没起来了。
条子沟的树连偷带抢地被砍着，坡梁就一年比一年往深处秃去。过了五年，姓许的那个村子已彻底秃了，三户人家仅剩下房前屋后的一些树。到了四月初一个晚上，发生了地震，镇街死了三个人，倒了七八间房子，第二天早上传来消息，条子沟走山了。走山就是山动了。过后，我们去了沟里，几乎是从进沟五里起，两边的坡梁不是泥石流就是坍塌，竟然一直到了许姓村子那儿。我们砍树的那户，房子全被埋没，屋主和他老娘，还有瘫子老婆和一个小女儿都死了。村里河畔的那两户人家，还有离许村八里外十二里外的张村和薛村的人都来帮着处理后事，猪圈牛棚鸡舍埋了没有再挖，从房子的土石中挖出的四具尸体，用苇卷着停放在那里，而大家在砍他家周围的树，全砍了，把大树解了根做棺材。
还是那个老叔，他把做完棺材还剩下的树全买了回来，盖了两间厦子房，还做了个小方桌、四把椅子和一个火盆架。
老叔总是显摆他得了个大便宜，喜欢请人去他新房里吃瓜子，我去了一次，不知怎么竟感觉到那些木头就是树的尸体，便走出来。老叔说：你咋不吃瓜子呢？我说：我看看屹岬岭上的云，天是不是要下雨呀？屹岬岭在镇街的西南，那里有通往山外的公路。公路在岭上盘来绕去，觉得我与外边的世界似乎若即若离。
果然一年后，我考学离开了镇街，去了遥远的城市。从那以后，我就很少再回镇街，即便回来了，都是看望父母，祭奠祖坟，也没想到要去一下条子沟。再后来，农村改革，日子温饱，见到老叔还背了个背篓，以为他又要去砍柴，他说他去集市上买新麦种去，又说：世事真怪，现在有吃的啦，咋就也不缺烧的了？！再后来，城市也改革了，农村人又都往城市打工，镇街也开始变样，原先的人字架硬四椽的房子拆了，盖成水泥预制板的二层楼。再后来，父母相继过世，我回去安葬老人，镇街上遇到老叔，他坐在轮椅上，中风不语，见了我手胡乱地摇。再后来……我差不多二十年没回去了，只说故乡和我没关系了，今年镇街却来了人，说他们想把镇街打造成旅游景点，邀我回去参加一个论证会。我回去了，镇街是在扩张，有老房子，也有水泥楼，还有了几处仿古的建筑。我待了几天，得知我所熟悉的那些人，多半都死了，少半还活着的，不是瘫在炕上，就是滞呆了，成天坐在门墩上，你问他一句，他也能回答一句，你不问了，就再不吭声。但他们的后代都来看我，我不认识他们，就以相貌上辨别这是谁的儿子谁的孙子，其中有一个我对不上号，一问，姓许，哪里的许，条子沟的，说起那次走山，他说听他爹说过，绝了户的是他的三爷家。我一下子脑子里又是条子沟当年的事，问起现在沟里的情况，他告诉说二十多年了，镇街人不再进沟了，沟里的人有的去省城县城打工，混得好或者不好，但都没再回来，他家也是从沟里搬住在了镇街的。沟里四个村，三个村已经没人，只剩下沟脑一个村，村里也就剩下三四户人家了。我说：能陪我进一次沟吗？他说：这让我给你准备准备。
他准备的是一个木棍，一盒清凉油，几片蛇药，还有一顶纱网帽。
第二天太阳高照，云层叠絮，和几个孩子一进沟，我就觉得沟里的河水大了。当年路从这边崖根往那边崖根去，河里都支有列石，现在水没了膝盖，蹚过去，木棍还真起了作用。两边坡梁上全都是树，树不是多么粗，但密密实实的绿，还是软的，风一吹就就蠕蠕地动，便显得沟比先前窄狭了许多。往里继续深入，路越来越难走，树枝斜着横着过来，得不停地用棍子拨打，或者低头弯腰才能钻过去，就有各种蚊虫，往头上脸上来叮，清凉油也就派上了用场。走了有十里吧，开始有了池，而且是先经过一个小池，又经过了一个大池，后来又经过一个小池，那都是当年走山时坍塌下的土石堵成的。池面平静，能看见自己的毛发，水面上刚有了落叶，便见一种白头红尾的鸟衔了飞去，姓许的孩子说那是净水鸟。净水鸟我小时候没听说过，但我在池水里看见了昂嗤鱼，丢一颗石子过去，这鱼就自己叫自己名字，一时还彼起此伏。沿着池边再往里去。时不时就有蛇爬在路上，孩子们就走到我的前边，不停地用木棍打着草丛。一只野鸡嘎嘎地飞起来，又落在不远处的树丫上，姓许的孩子用弹弓打，打了三次没打中，却惊动了一个蜂巢。我还未带上纱网帽，蜂已到头上，大家全趴在地上不敢动，蜂又飞走了，我额头上却被叮起了一个包。亏得我还记得治蜂蜇的办法，忙把鼻涕抹上去，一会儿就不怎么疼痛了。
姓许的孩子说：本来想给你做一顿爆炒野鸡肉的，去沟脑了，看他们有没有獾肉。
我说：沟里还有獾了？
他说：啥野物都有。
我不禁感叹，当年镇街上人都进沟，现在人不来了，野物倒来了。
几乎是走了六七个小时，我们才到了沟脑薛村。村子模样还在，却到处残墙断壁，进了一个巷道，不是这个房子的山墙坍了一角，就是那个房子的檐只剩下光椽，挂着蛛网。地面上原本都铺着石头，石头缝里竟长出了一人高的榆树苗和扫帚菜。先去了一家，门锁着，之前的梯田塄下，一个妇女在放牛。这妇女我似乎见过，也似乎没见过，她放着三头牛。我说：你是谁家的？回答：德胜家的。问：德胜呢？回答：走啦。问：走啦，去县城打工了？回答：死啦，前年在县城给人盖房，让电打死啦。我没有敢再问，看着她把牛往一个院子里赶，也跟了去，这院子很大，厦子房全倒了，还能在废墟里看到一个灶台和一个破翁，而上房四间，门窗还好，却成了牛圈。问：这是你家？回答：是薛天宝的，人家在城里落脚了，把这房子撂了。到第二家去，是老两口，才从镇街抬了个电视机回来，还没来得及开门，都累得坐在那里喘气。我说：还有电呀？老头说：有。我说：咋买这么大的电视机呀？老头说：天一黑没人说话么。他开了门让我们进去坐，我们没进去，去了另一家，这是个跛子，正鼻涕眼泪地哭，吓得我们忙问出了什么事了，这一问，他倒更伤心了，哭声像老牛一样。
问她是不是哭老婆了，他说不是，是不是哭儿了，他说不是，是不是有病了，他还说不是，而他咋哭成了这样？他说熊把他的蜂蜜吃了。果然院子角有一个蜂箱，已经破成几片子。
不就是一箱蜂蜜么！
我恨哩。
恨熊哩？
我恨人哩，这条子沟咋就没人了呢？我是养了一群鸡呀，黄鼠狼子今日叼一只明日叼一只，就全叼完了。前年来了射狗子，把牛的肠子掏了。今秋里，包谷刚棒子上挂缨，成群的野猪一夜间全给糟蹋了。这没法住了么，活不成了么！
跛子又哭了，拿拳头子打他的头。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返回来，又到了沟口，想起当年的那个石狮子，我和孩子们寻了半天，没有寻到。
（选自2015年11期《美文》）
域外之——《亲历没有夜光的城市》⊙苏纳什（斯里兰卡）林玮丰 译
并不是所有的婴孩儿都沐浴在城市的光芒下，安睡在丝绸质地的摇篮里。大部分女人刚刚从黑暗角落的纷扰中获得自由。通常，那些让城市里的人生活更舒适的人们自己在城市里没有一个安身之处，或只是沾一点儿光。
我见过没有夜光的城市，被持续掐断电力供应的城市的夜晚。2005年，停火协议那阵，我去了基利诺奇，一个斯里兰卡北部重镇。“猛虎组织”被授权特别通行证，去和那儿的女矿工和几个被挑选出的市民见面，谈一个文件。人们待在一个国际组织租下的翻新房子里。几只萤火虫点亮了茉莉花，狩猎圈里的小小花园围绕着木槿树篱。从欧洲、美国和英国来的矿业志愿者、战争志愿者能够在那里玩玩国际象棋，做做饭，用柴油产生的电能看一个电影。
我们的衣服被汗水浸透。电风扇都没有办法赶走热气。
只有“猛虎”电台可以听。周围没有一家能够收到电台。我不敢把频道转换到一直收听的“哥伦比亚”电台，我觉得会给其他同住的伙伴带来麻烦。
我注意到距离我住的地方十公里不到，有一个隐藏起来的简易机场。我拿着一个冰柠檬果汁从柴油动力冰箱爬上屋顶。上面一层楼房没有顶，钢筋都暴露在混凝土外面。只有黑暗和静谧来迎接我，星星试图给孤寂带来一些陪伴感。白天的时候，我在这里可以看到周围的房屋，25年前内战时候的铁路轨迹现在成了一条路。我们成长的这些年，和平也慢慢到来。往返科伦坡贾夫纳的火车经过的时候，这个房子里的茶杯和勺子都被震动得砰砰响。不过我总觉得自己身处丛林。
我们一行人饿了，决定去A9路上那家“猛虎”运营的饭店吃饭。那儿是唯一有供电的地方，有个发电机，所以生意还挺红火。大部分伙计身体上都或多或少有战争损害的痕迹，有些人拖着人造木头假腿，有的则是身体里还残留着子弹或者一小块弹片。他们乐呵呵的，小心翼翼避免提到除了顾客需求以外的事情，就算有也假装听不懂英语和僧伽罗语。餐厅晚上八点就歇业了，我们必须快速点菜，快马加鞭地吃。主要道路到了晚上就一片漆黑，连医院都没有像样的照明。我们准是伴着黑夜回去，一路上就算最能侃的队友都默不作声。
之后的一天，如果矿群里年轻的女人下午5点早早下班，我就载她回去。有一回我们装好摄影器材，大约是下午六点半离开，在黑暗中开过好几条小道。在一个破木头门口放她下车，我们能看见远处微弱的灯光。她向我们确认自己能够过去，门那里已经有人拿着个小手电出来接她了。那里附近并没有什么小偷或者醉鬼。
她弟弟之前被抓过，去做过童军，好在其他兄弟姐妹暂时还安全。她只是担心路上会遇到捕食的蛇。
“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了黑暗。要是没有炮弹的话，就没有什么东西啦。”她为了让我安心这样说，然后就走了。
又一次，我们的队员们集体沉默，暗示着对她道一声晚安有多难。在战争期间，或者说暂时没有炮火的情况下，没有一个晚上是令人安心的。
战争区域唯一的美梦就是和平与人类生命的尊严。
2008年我们走出战争的阴霾。经过拓宽和修缮后A9路看上去很壮观。学校墙壁上也看不到弹孔。孩子们在村庄里玩耍，也能靠近灌木丛，不再恐惧地雷或强行征兵。青少年们全情投入到舞台表演，或者其他文艺活动中。城市之光似乎把白天拉长进入了夜晚。城市里的人对于用电依然很谨慎。战争教会我们身边所拥有的是多么宝贵，节约晚上的电有多重要。并不是说我们必须经历战争的炮火，付出高昂的代价才能够学会这简单的一课。我们必须用更多的耐心来维持和平，而不是用战争的道路来节约能源以至所有的自然资源！
我在柬埔寨有着相似的经历。在1998、1999年的时候，他们城市出了限电措施。金边过去有许多蓝色褪色瓦屋顶。我定了一家破旧大旅馆的房间，旅馆等着一系列的改装。我的蓝色炭笔也感到一丝悲凉。
城市里最容光焕发的是一个博彩店，它泊在浩瀚的湄公河中的泥滩里。苗条的美貌女孩们在特定有灯光的街道上贩卖违禁酒精饮料，在一旁的夜市，老太太们贩卖炸青蛙、炸鱼。船看上去像一个外星物件，对金边来说太耀眼了，这个城市正想要走出历史的错误。这座城市需要好的光亮，更多的学校、图书馆，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在南亚城市里，夏季限电是很常见的事情。我总会在背包里带一些蜡烛和小手电筒，而且在回家前一定会用掉至少两个蜡烛！
迪卢瓦拉马来，在印度南部，在如此酷热难耐的夏天我想起了这个地方。凌晨两点，我走去阳台，实在没有办法在蒸笼一般热的情况下入睡，何况又蚊虫肆虐。阿伦安卡拉山，海拔2634米，并不是最高的山，在那儿却是最受人尊敬的地标。
一个晚上，有一个奇怪的视角：阿伦安卡拉山上飘过的云朵，山顶笼罩着一种难以言说的玫瑰色光晕。某些下午，我曾目睹过山间微红的光线，是阳光照在山上的反光。但在这个没有月亮的晚上，情状不同于往常。有些人，包括我和女儿就待在这座圣山对面的客房里，目睹了一个超出了我们能够理解的范围的情景——科学上的解释叫做热量过多：白天吸收的热量随着晚上的高温，在山周围产生了一圈光晕。我不再从科学解释里寻找更深层次的原因来回答我脑中的疑问。那个场景实在是无与伦比的美，想要再看到一次注定万般困难。
我只要有时间依然会拜访那里。每个月圆日，成千上万的信徒徒步14公里转山。整晚都能听到女人们脚镯摩擦出“咻……咻……”的声响。他们光脚走，注意力只集中在山上，祈求人生中的光亮。那儿的亿万富翁们这么做或许只是期待积累更多的财富、健康或者试图忘却失去的东西、伤心的事儿。一个困苦的男人或许只是希望能有一栋属于自己的、有供电供水的小房子。这对富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吧。拉玛静修处总是有求必应，上午10点45分，在服务静修客人前，他们会为大家祈祷。那儿免费的药房对公众来说也是非常棒的服务。
坑坑洼洼的道路，垃圾堆，堵塞的下水隧道，死水沟里蚊虫肆虐，这些都是周边村庄的共同特点。富裕的信徒和卖花卖水果卖炸小食的村民完全没有互动。泪水和悲伤，希望、愿景和美梦，对信徒来说都是非常私人的东西，只能和神分享。
我的成长经历是在不同的小镇和省份里度过的，这完全依赖于我父亲工作调动的关系。政府的官邸在许多地方都没有建造好，所以我们必须租任何能租的房子。房租非常便宜，很多时候房东还会免费提供房屋给我们。当时，因为有限制，城里的房子都没有供电。许多房子是用自制电瓶子灯照明，还有就是用一个两个玻璃底灯烟囱灯。我们曾有一个大灯，有一个白炽灯一样的灯罩，是燃烧紫酒精的。有时候也会倒煤油进去，我记得是父亲给灯加燃料。家里的女人是不碰大灯的，这是桩男人干的活。女人们可以点其他灯，清洗发黑的烟囱也是她们的职责。我从来没有想要点灯或者清理灯。那个年代没有人奢望城市之光。很多人觉得听广播、读小说还有看电影是毒害小孩、青少年和女人的事情。我总是越线，偷偷读“不允许”的小说书，被发现以后还要被惩罚！
14岁的时候我有了自己第一台电熨斗。可是我们的洗衣女工从来不停止收脏衣服、洗衣服、晾干、熨烫、整齐叠好。结果，我小小的红色熨斗只能鲜少碰碰褶皱的白色校服。我好动、大意，一点不像我们班上那些美人胚子，也从不保持那种完美、没有一丝褶皱的所谓淑女外表！
后来，都是从七十年代末期开始，生活方式有了戏剧化的改变，进口的电子产品自由地涌进来。到八十年代中期，所有的事情都卡在了疯狂于电子产品，不管是需不需要。在这之前，拥有一台冰箱是精明的象征。现在，所有裸露的灯泡都被好好打扮进到千家万户，弄得家里都像个展示厅！现在卑微的洗衣女工，整天和成堆的脏衣服打交道，只能在小说和电影里看到了。
还是小孩的时候，我总是陪着父亲去劳动节集会还有各种社会政治会晤。那些活动都有自身的局限，我的成长环境让我成了一个对任何不同社会、不同政治看法都怀有开放思路的人。当然，许多人没有这个机会，他们会在之后的人生中慢慢调整自己的看法，想法也会日趋成熟。
我还记得看到过无家可归的家庭，在哥伦布路灯下，在一个锅里烧粗略的晚饭，一位母亲在街灯下教孩子作业。这些出现在报纸上，后来普马达萨总统善意地提供他们居住的房子。
宽阔的马路，花园城市，移去的围墙，诸多全新的楼房伴随着老旧的殖民时期建筑被翻新，涂上白色油漆，重现它们壮丽的外观。新外观带给科伦坡希望，科伦坡厌倦了战争。经济和态度都有所改变，我们摘掉了可怜兮兮的低发展标签，获得了发展中国家的地位。
有些在路灯下学习的孩子或许已经成为了城市规划师或者是电气工程师。谁知道呢？现在出现了越来越多发达的电力站，夜市和用电限制早已不再。不再有宵禁的日子，不再有自杀性爆炸的恐慌。剧院慢慢赢回长期缺失的观众，电影行业也是，并且逐步向国际化合作进军。
太阳能灯在一些新兴发达地区使用。我强烈相信太阳能灯的使用应该扩大到我们所有的城市地区，以及其他的城镇。最大化利用从太阳、风、环保气体中得到的能源，所有的可选择的能源应该是全球首要的任务吧。只有这样，将来所有的城市之光的闪烁不用考虑借贷的恐惧，不用因为明天的不确定性而踟蹰。
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日子里，我下定决心关掉所有不需要的灯——走廊里至少有两盏灯可以关掉——我并没有支付电费账单的重负。我和其他外国专家都住在北京友谊饭店。我注意到有些房间里整天整夜开着灯，有时候早上八点还开着！关掉两盏灯对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或者是友谊宾馆来说并没有什么，但是长远说来，特别是经过大家集体的努力以后，一定会有很大的不同。
真正的城市之光从爱意满满的心里照耀出来，那里有平等。当尊重自然，保护地球母亲成为接地气的现实，才能带动更上层的进化。对美好光亮的期许是每个人的权利。当更多人开始加入成为这束光，世界才会足够成熟去触及下一阶段的革新……
（选自2015年10月23日《文汇报》）
